●“希望工程”使這個極不起眼的青基會――北京小四合院成為社會的一個熱點，引來了中國乃至世界關注的目光。
●南懷瑾先生為“希望工程”賦詩：“一代江山一代才，后生每況勝先前，艱難困苦多英杰，珍重當來青少年！”
●從觀眾席中走出一位穿著背帶褲，頭頂一只青呢禮帽的演員，人們一下子便認出了他――凌峰，臺灣著名藝人凌峰。
● 實施行動
兩位老太太獻愛心
北京后圓恩寺甲一號，在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成立前，它是一個極不起眼的小四合院。然而，“希望工程”卻使這個極不起眼的小四合院成為社會的一個熱點，引來了中國乃至世界的關注目光。
自共青團中央決定實施“希望工程”后，在這里，每天都在發(fā)出同一個呼喚：
請您為救助貧困地區(qū)失學兒童奉獻一片愛心！獻上一分一角十分愛，助我百萬貧困失學兒童！挽救一個流失生，就是挽救一個未來；保住一個在校生，就是保住一個希望。
從全國各地、從海外匯來的一筆筆捐款，一封封信函，源源不斷地送到這里。
基金會辦公室的人說：
在基金會工作是幸福的，我們每天都沉浸在愛的漩渦之中，我們每天都能感受到靈魂在受到凈化。
愛，是人類情感中最高級的一種情感；愛他人、被人愛，又被視為是人類文明程度的尺度。
有人形容這里是一架感情的天平，愛在這里獲得了最重的份量；有人形容這里是一個檢測站，時時在檢測一個民族的素質……
在一個冬天，凜冽的北風一直呼呼地刮著?？斓近S昏的時候，北風依然沒有停下來，大地變得干冷干冷。
一位60多歲的老太太走進了基金會的小院。她輕輕叩響了辦公室的門。
“這里是那個基金會嗎”老人問了問。
工作人員熱情接待了她：“是的，大媽，這兒是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
“是那個搞‘希望工程’的基金會？”
“是的。”
老人知道沒有找錯地方后，緩了口氣接著說道：“那個叫張勝利的孩子，叫卿遠香的孩子，實在太可憐了。這些年來，我有點存款，本來想留給4個兒女的?？戳?lsquo;希望工程’的廣告后，覺得貧困地區(qū)的孩子更需要錢。今天，我是找你們來捐錢的。”
說罷，老人從懷里掏出一個尼龍袋，取出兩沓用信封裝好的厚厚的人民幣。
基金會的會計幫老人點了點，一共是1萬元。
大家都勸老人再慎重考慮考慮，人老了，子女又多，保不定有個急用什么的。
老太太平靜地說：“我都想過了，我離休后，吃住用都有保障。子女們都大了，都有工作，生活也都有保證。想想那些山區(qū)的孩子，太苦了，錢你們收下，麻煩盡快轉給他們，眼看下學期又要開學了。”
開收據時，需要寫捐贈人的姓名，老人怎么也不說。
工作人員說，來捐款的都要留姓名，這是基金會的財務制度。再說也便于那些被救助的孩子給您寫感謝信。
老人卻說：“我不需要感謝，如果制度需要寫，就寫‘一位老太太’吧!”
實在拗不過，工作人員只好在她的捐贈證書上，恭恭敬敬地寫上：一個離休的革命老人。
老人要走了，基金會要派車送老人回去。但被老人堅決地拒絕了。
基金會的全體工作人員，站在門口目送這位不愿留名的老人，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凜冽的寒風中。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五一幼兒園離休老醫(yī)生李靜，從報上得知了“希望工程”的情況。
春節(jié)，孩子們帶著孫子、孫女、外孫女回家看望老人來了。李靜把孫子李佳、孫女李蓓、外孫女劉揚揚叫到了身邊，給他們講貧困山區(qū)孩子的命運，講張勝利，講卿遠香。當她講到卿遠香失學后，白天喂豬、砍柴，晚上拿出課本自學，考試在考卷末尾寫上“我想上學”時，他們都哭了。
末了，李靜說：“往年，過春節(jié)奶奶都給你們壓歲錢；今年，不打算給了。咱們把錢寄給那些上不起學的小朋友，讓他們也上學好嗎？”
李佳、李蓓、劉揚揚眼里含著淚花，異口同聲地說：“好！”
李靜把40元錢送到基金會，基金會用這筆錢救助了河北省完縣楊家臺鄉(xiāng)的齊二敏同學。
齊二敏是個品學兼優(yōu)的好學生，由于父親雙目失明，家庭生活難以維持，不幸失學。
1989年6月26日，是李靜的生日。老太太提前向兒子女兒打了招呼：“今年過生日，別給我送什么東西了，你們想孝敬我，每人給點錢，我另有用場。”
李靜把孩子們給的240元錢，加上自己湊的40元，共280元，冒雨送到了基金會。她對辦公室主任說：“我今年都67歲了，說不定哪天就突然死了。我想了想，決定不每年交一次了，索性把齊二敏小學連初中的學費都交給你們。如果到時我不死，齊二敏又有考上高中和大學的話，我再接著供養(yǎng)她。”
離休10年來，李靜老人義務治病3000多人，有些農村來的病人，吃、住都在她家，連藥費她都包下來了。
每月離休工資200多元，自己省吃儉用，花個四五十元，其余的差不多都用來接濟別人。人家稱她是“四樂老太太”：助人為樂，以苦為樂，知足常樂，自己尋樂。
李玉蘭資助希望工程
她是新中國的同齡人，一生坎坷受苦受窮，飽嘗沒有文化的痛楚。時值不惑之年，改革開放使她枯木逢春，已經當了老板娘的她，富了不忘回報社會。“助教濟貧”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10多年來，她多次向“希望工程”奉獻愛心，救助失學兒童近百名。
那是1990年一個嚴寒冬天的早晨，在蚌埠工商聯(lián)大樓后面，擠滿了圍觀的人群，大清早的人們在圍觀什么呢？這時，聞訊趕來的居民組長來到這里，撥開人群一看：原來是一個用小被包著的棄嬰！
居民組長很快將孩子抱回家，打開小被，原來是一個只有40天的女嬰，身邊有一張只寫著出生年月的小紙條，已有兩孩子的她，決定收養(yǎng)這個女嬰。
這個居民組長，就是充滿愛心，常做善事的華照飯店的老板娘李玉蘭。整整10年過去了，被她收養(yǎng)的女嬰，現在已經是小學二年級的學生，聰穎可愛，深受全家人的喜愛。
說起李玉蘭，還有那么一點傳奇色彩。她原本有一個幸福的家庭，父親是一個參加革命，經歷過戰(zhàn)爭年代，從山溝里出來的老同志，解放后在上海工作。
由于那場50年代后期的政治風暴，父親被遣送到老家山東農村務農，母親只好帶著他們兄妹5人，在上海給人幫工、拾荒生活。到了她18歲，經人介紹，李玉蘭遠嫁給浙江農村一個比她大10多歲的農民，誰知丈夫好吃懶做，還經常把她打得死去活來，連公婆都看不下去，勸她離婚。
已有兩個孩子的李玉蘭沒有這樣做，忍氣吞聲地同他生活了10多年，直到后來丈夫在外地做生意，因意外事故死去，她才得到解脫。
1989年，沐浴著改革開放春風的李玉蘭從浙江農村回到上海家里，不久便來到蚌埠一家小飯店里打工。勤勞樸實、少言寡語，還有她那不幸的身世，博得了飯店老板李華照的好感。
不久，居委會主任遲如美大娘便為她倆搭起了鵲橋。已是不惑之年的李玉蘭，在婆家支持下，帶著一雙未成年的兒女同一直單身的李華照結合了。
婚后，夫妻感情很融洽，這完全是她憑著一顆中國傳統(tǒng)女性所特有的溫順、體貼、善良、勤勞，不斷感染著丈夫，終于使這位性情粗獷、豪放的少數民族漢子變得豁達、溫和。
結婚10多年，來自3個不同家庭背景的老少三代8口人的大家庭團結和睦，還被評為區(qū)“五好家庭”。老夫妻倆憑著精明能干，本著顧客至上的原則，把個小飯店經營得紅紅火火，他們打心眼感激黨的好政策。
“富了不能忘本”，李玉蘭常常這樣教育孩子們。對此全家思想非常“統(tǒng)一”，那就是應盡力去回報社會。尤其對于沒念過書、飽嘗沒文化苦頭的李玉蘭來說，讓更多的孩子能進校讀書學習，成了她一樁沉甸甸的心愿。
當“希望工程”這個震撼著億萬人民心扉的字眼出現在新聞媒體時，也牽動著李玉蘭的心。有一天她從電視里聽到一段有關救助失學兒童的消息，她當即讓丈夫記下了“希望工程”設在北京辦事機構的地址，第二天便讓丈夫寄去了600元錢。
一個月后，北京來信了，給她寄來印著她資助的內蒙古的兩位學生詳細情況的《希望工程救助卡》。不久，她又救助山東高青縣和安徽長豐縣的兩位輟學兒童，擔負著每個孩子400元的學雜費。這些被救助的孩子先后給這位沒見過面的好心阿姨寫信，匯報自己的學習成績，這使得李玉蘭感到無限的欣慰。
1996年底，她又給居委會送去200元錢，要求再救助一名失學兒童。這次由區(qū)婦聯(lián)牽頭聯(lián)系，將這筆錢救助區(qū)街一家特困戶的孩子上學。
1997年初，李玉蘭又分別給團中央、山東省分別寄900元，要求再救助幾名輟學兒童。
1998年清明節(jié)，她回到山東老家掃墓，在村子里她看到7位五保戶，每月僅有5元錢的生活醫(yī)療費，于是她向村干部表示，給他們每人每月增加30元錢。
臨走時，這些足不出戶的五保戶同村長一直把李玉蘭送到村口。回到家后，李玉蘭就把當月210元錢匯到村里。
后來，家鄉(xiāng)郯城縣的《郯城報》在頭版以“捐款聊慰故鄉(xiāng)情、滴水恩當涌泉報”為題，詳細報道了李玉蘭捐助家鄉(xiāng)五保戶的感人事跡。李玉蘭還為中區(qū)興辦民族幼兒園、郊區(qū)雪華鄉(xiāng)馬村回民區(qū)捐資辦學，分別資助500元錢。
本街道不久前去世的老奶奶，是個貧病交加的孤老。生前，李玉蘭經常為她送藥送營養(yǎng)品，頓頓送飯，甚至花了1000多元錢為她贖回了抵押的私人住房。老奶奶逢人便說我好福氣，玉蘭待我真像我的親閨女呀！
李玉蘭還為素不相識的同病房的外地農村病員解決醫(yī)療費，購買每天生活營養(yǎng)品。
1996年，安徽部分地區(qū)遭受洪水災害，李玉蘭聞訊后，當即拿出500元錢并買了10套衣服送到居委會。她又為蚌埠區(qū)一所中學，以工商聯(lián)的名義，捐資1000多元，為“光彩事業(yè)”獻上一片愛心。
“助教濟貧”，已經成為李玉蘭精神上的一種寄托和追求。為了能多救助一名失學兒童，她和家人節(jié)衣縮食、精打細算，平時有個頭痛腦熱、傷風感冒的從不進醫(yī)院。
李玉蘭本人患有糖尿病，貴重藥品她舍不得用，尤其在小飯店的生意已大不如前的情況下，每月的生意僅夠維持全家生活費用。然而，李玉蘭仍不改初衷，經常不斷為“助教濟貧”捐款寄物。
家鄉(xiāng)的五保戶仍按月收到李玉蘭的捐款，她們哪里曉得給他們寄錢的李玉蘭的日子過得也緊巴巴的。
十幾年來，接受李玉蘭救助的失學兒童近百名、遍及全國20多個省、市和自治區(qū)，為此李玉蘭花去近13萬元。
李玉蘭“助教濟貧”竭盡全力回報社會的感人事跡，在蚌埠市廣為流傳。她家被評為中區(qū)“五好家庭”，她本人被評為中區(qū)十佳公民。
根據她多年的申請，上級黨委批準，作為一名私營個體戶，李玉蘭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員。
金正洪捐款希望工程
2000年7月18日，是南京軍區(qū)王杰生前所在部隊后勤部政工科干事金正洪，向“希望工程”捐款10周年的日子，一個值得他自豪和紀念的日子。
提到金正洪，不少有心人可能還記得這個閃光的名字。90年代初，這個名字曾在神州大地上回響激蕩，讓無數的中華兒女為之振奮。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全國主要新聞媒體，都曾在同一天以頭條加編者按的顯要位置，宣揚他樂做太陽的“一縷光”，傳播精神文明的動人事跡。
輝煌過后，他沒有在鮮花和贊揚聲中陶醉，仍默默地走在奉獻社會這條堅實而又綿長的道路上。
匯款一次一次寄出，匯款單一張一張增加，摞起來厚厚的一疊，一數，整整128張。這128張匯款單，就是他在奉獻路上留下的128個不尋常的腳印。
1990年7月16日，一個平常的日子，金正洪無意中在電視上看到一部紀實片，反映我國甘肅、寧夏貧困地區(qū)，不少兒童因交不起十來元的學費，而含淚背著書包回家放羊放牛。孩子的淚引出了金正洪的淚，他坐在電視機前淚水長流，久久不語。
回家的路上，他的腦海里一直閃著孩子的淚眼、淚臉，他們多么需要社會伸出援助的手??！焦慮中他思考得太入神，走著走著，一不小心撞上了電線桿，血順著額頭流下來，浸紅了他的白襯衣。但他似乎沒感覺多少疼痛，迎著人們詫異的目光，依然大步趕回家去。
妻子宗穎見到胸前一片殷紅的丈夫，馬上要送他去醫(yī)院，可金正洪一擺手：“一點皮外傷，沒事，先跟你說件急事。”
金正洪說到了西部貧困地區(qū)孩子失學，說著說著，一個大男人竟又禁不住落淚了。妻子知道他是一個要強的人，當年她就是在丈夫學雷鋒無私奉獻，女朋友接連吹燈的情況下，勇敢地來到了他的身邊的?；楹螅蚱迋z夫唱婦隨，心心相印，樂做一對無私奉獻的“傻子”，被人稱譽為“雷鋒夫妻”。
當即，宗穎把家里僅有的100元存款，送到金正洪手中，那是她準備添置衣服的1年的積蓄。“去吧，這事我支持，讓失學孩子企盼的眼睛，得到溫暖的回應，這是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應該做的！”金正洪顧不上包扎傷口，攥著100元趕到郵局，向“希望工程”寄出了第一筆匯款。
寧夏西吉城關小學二年級學生張偉，因為交不起學費準備回家了，這時，金正洪的匯款到了。從此，他不僅重回明亮的教室，還多了一位對他百般呵護的叔叔。
幼年因父母離異，隨母生活不久又遇上母親改嫁的張偉，只得與80多歲的姥姥共同生活在一起。貧困，使他的童年少了應有的燦爛，加上父母離異使他產生了自卑的心理，性格上與其他孩子格格不入。這次面臨失學，又給他心靈上重重一擊，他的精神快要崩潰了。
金正洪寄給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的匯款到了，同時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也到了。另外，金正洪還直接寄了100元，還有日記、鋼筆等。
信中暖人的話語竄進了張偉那幼小、冰冷的心靈：
不要抱怨你的父母，不要責怪你的同學，只要你學到知識，去做對社會有用的人，你會發(fā)現周圍一切是多么美好。只要你讀書有進步，我會盡力幫助你的……
落款是：一個遠在千里之外關注你學習進步的解放軍戰(zhàn)士。
張偉不負金正洪的期望，當年的成績迅速上升，成了班里的學習尖子。金正洪更高興了。冬天，他擔心西北天氣寒冷，給張偉寄去棉衣、棉帽、棉鞋；夏天，他又買來解放鞋和襯衣寄去。一年四季，江蘇徐州――金正洪所在部隊的駐地，寧夏西吉――張偉所在的小學，結成了一道看不見的聯(lián)系熱線。
1998年冬，金正洪從張偉的來信中發(fā)現，孩子的情緒趨于低落，對讀書的欲望減退，金正洪急了。他請假專程來到了張偉家。張偉的姥姥禁不住淚流滿面：“你與俺們無親無故，對小偉這么好，叫俺咋謝好呢？”得知張偉在學校里受人欺負，有的學生說他是沒爹娘的孩子，他心里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金正洪心急如火，顧不上休息，找到張偉的母親，又去了張偉的學校，請老師和他的親人與他一道，多給孩子以溫暖。
經過他的努力，張偉幼稚的臉上又露出了舒心的笑。
看似一張小的匯款單，背后寫滿了數不清的故事。
無償獻血銅質獎、銀質獎、金質獎、金杯獎……他成了全軍無償獻血次數和數量最多的第一人，有關部門一次次頒發(fā)的營養(yǎng)補助，他舍不得花一分，全部都化成了一張又一張的匯款單。
1989年12月，金正洪首次參加駐地無償獻血。
開始每年一次，后增加到每年兩次，再增加到3次。他得了無償獻血銅質獎，血站給了他200元補助，他一轉身到郵局換回了一張匯款單。第二次得了銀質獎，血站又給了250元，他又寄給了“希望工程”。第三次，血站得知后，血站只好把部分補助兌成奶粉、麥乳精等實物讓他補充營養(yǎng)。金正洪得到手后，又提著到軍烈屬家中。搞得血站無可奈何，稱金正洪是一個真正的無償獻血者。
東?？h李埝林場學校的兩個孩子受到金正洪的資助。學校免去了孩子的費用，把金正洪的捐款，以及平時寄出的課外讀物累積起來足有1800冊之多，學校專門辟出教室，掛出了“正洪圖書館”的牌子。
校長在掛牌儀式上宣言：
這是我校歷史上第一個以個人的名字命名的圖書館，而他來自數百里之外的軍營，讓我們以特殊的方式，向關心教育事業(yè)的解放軍戰(zhàn)士鞠躬致意。”
說完，校長帶頭向金正洪鞠躬了！
會場上黑壓壓的一群人同時彎腰，表達對金正洪的無限敬意。
那是1995年的夏天，金正洪的家鄉(xiāng)――浙江省義烏市，有關部門編寫一部有關義烏籍兒女在全國各地大展身手，為家鄉(xiāng)人民爭光的書籍，金正洪根據稿約，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了一篇數千字的稿件，寄了出去。
不久，他意外的收到了200元的稿費。這一收獲讓他的思維閃起了火花：何不走業(yè)余寫作之路，為“希望工程”開辟一條穩(wěn)定的捐資來源。
說干就干。那一段時間，金正洪放棄了節(jié)假日，幾乎把業(yè)余時間都用到了寫作上。開始寄出去的稿件，大都石沉大海。慢慢的，有了一筆筆稿酬，有的只有幾元，幾十元。但金正洪都十分珍惜地收集起來，累積起來再匯走。
金正洪以前是專業(yè)軍士，工資也就100多元，常常一筆匯款寄出后，家中吃飯成了問題，有時不得不到岳父家“打秋風”。提干后，工資提高了，但需要贍養(yǎng)年邁多病的父母，妻子一度下崗，家里需要開支。
可是他在個人生活上是能少就少，能省則省。
孩子4歲時，聽別的小朋友說，公園里可以看動物，可以玩碰碰車，就纏著金正洪帶他去。他開始倒是答應了，可聽說一次游園要花數十元，他說什么也不去了。孩子從4歲念叨到了8歲，最后是家中親友看不下去了，自告奮勇掏錢帶孩子去，這才替他這個做父親的還清了這筆感情“欠賬”。
7月12日，金正洪把累計的1056元稿費，一次交給徐州市團委“希望工程”辦公室，希望同時贊助幾名失學兒童復學。他說：“我對‘希望工程’資助的力度在加大，步伐要加快，‘希望工程’的大廈需要更多的人，更多更快地去添磚加瓦。”
據不完全統(tǒng)計，金正洪自10年前向“希望工程”捐款100元以來，現已捐資128筆，捐款達7780元。這個數字在某些大款看來，似乎沒有什么了不起，但對于金正洪來說，卻滲透著一片虔誠的心血，它給無數孩子的生活帶來了燦爛的陽光。
臺灣藝人舉行義演
1991年10月25日，這是個不同尋常的日子，“希望工程”百場義演――《同一個希望》大型文藝晚會，在山東濟南揭開帷幕。
人們像潮水般涌向燈火輝煌的市體育館，館前兩個龐大的彩色氣球騰空而起。在彩球的下方，懸掛著兩幅巨大的標語：
同是一重天，同在一家園，同為我后代，同心結同愛
祝賀希望工程全國巡回義演隆重開幕
館內，面對主席臺一條橫幅上的8個大字引人注目：
為了孩子，為了未來！
19時整，館內的燈光慢慢變暗，一群少年兒童手持蠟燭，緩緩登場，組成了象征著幼苗和希望的圖案。
希望是綠色的小苗，
希望是幼稚的小孩，
希望是愛心一片，
希望就在明天……
滿含純真希冀的童聲合唱《希望》，把觀眾們帶入晚會主題“同一個希望”的莊嚴而又充滿溫馨的藝術氛圍。
大陸青年演員解曉東、楊麗萍、田震、范琳琳和臺灣著名歌星潘安邦、大小“百合”聯(lián)袂登臺，使晚會氣氛活躍，高潮不斷。
一曲《小丑》的旋律響起，觀眾們和燈光師一起在尋找演員。此時，從觀眾席中走出一位穿著背帶褲，頭頂一只青呢禮帽的演員，人們一下子便認出了他――凌峰，臺灣著名藝人凌峰。
我們肯定還記得1990年中央電視臺的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一個剃著光禿禿的腦袋、典型的“中國臉”上帶著洗不凈滄桑感的臺灣藝人，頭一次出現在大陸的熒屏上，使人們真真切切地感到海峽兩岸的距離縮短了。
是多少眼淚，
是多少鼓勵，
才能夠站在這里。
失敗的痛苦，
成功的鼓勵，
有誰知道是多少歲月的積累？
發(fā)自真情實感的《小丑》，被大陸觀眾評為“最喜愛的晚會節(jié)目”。凌峰以他自然、實在、隨和的情感雙向交流，贏得了觀眾的好評，以他的智慧和敏捷征服了觀眾。
凌峰自從聞悉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所實施的“希望工程”，他的心就被觸動了。覺得這是攸關民族大業(yè)的“工程”，是個跨世紀的“工程”。
熱血男兒，豈有不為民族前程出力之理？凌峰首倡組織“希望工程”百場義演，將所籌資金全部捐獻給輟學少年。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專門設立“海外愛心基金委員會”，請凌峰先生擔任主任。
凌峰曾對人動情地說：“我好像在‘希望工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歸宿，我要把后半生全部投入到‘希望工程’中去！”
凌峰的義舉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在海內外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和熱切的關注。山東的首演活動，取得了完滿成功。一個月后，凌峰一行又移師蘭州。
一曲歌完，當全場觀眾還沉浸在《三百六十五里路》的旋律中時，凌峰緩緩地走向中場，他說：
現在，我給大家講一個真實的故事：在我們省康樂縣虎關鄉(xiāng)高集村有個叫馬義梅的小女孩兒，10歲了，馬義梅還沒上學，她對爸爸說：“阿達，我想上學。”爸爸嘆了口氣，說：“孩子，咱們家窮，交不起學費。”為了掙錢交學費，馬義梅到村口磚窯廠去搬磚，從窖內搬到院外，搬12塊給1分錢。她人小，一次只能抱4塊，搬3次才能得1分錢。搬呵搬呵，馬義梅的手指搬腫了，瘦弱的腰搬彎了。那天，她雙手捧著一大把硬幣，跑到學校，興沖沖地對老師們說：“老師，我有錢交學費了！”幾位老師1分分幫她數著數著，一共是8角5分錢……
正說著，凌峰流淚了。偌大的體育館，此刻卻靜得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希望工程“像溫暖的春風吹到了甘肅、吹到了康樂、吹到了高集村。經過“希望工程”的救助，馬義梅已經走進了校園，再也不用去搬磚掙學費了……我高興地告訴在座各位，今晚，馬義梅也來了，就在晚會現場。
一束光打到了貴賓席上，凌峰走到馬義梅跟前，他把話筒遞到她的嘴旁，想讓她說幾句，可馬義梅淚流滿面，激動得不知說什么好……
場上爆發(fā)出雷鳴般的掌聲。沒有任何一種宣傳比這更直觀、更廣泛、更有效、更有感召力。
每一張門票都代表一份愛心，每一位觀眾，都和我們一路。他們把滿腔熱情留在這里，他們把一片熱心撒向人間，撒向未來。正如晚會節(jié)目主持人所說：
他們?yōu)榱送粋€希望走到一起
他們希望
希望在同一片藍天下
同一塊黃土地上
讓每一個孩子都上學
他們希望
希望能有那么一天
沒有一個孩子因貧困而徘徊在
校園之外
溫州、深圳、西安……凌峰用他的那顆愛心在兌現他的諾言……
“中國人幫中國人，救孩子就是救中國！”
港澳愛心連成一片
實施“希望工程”的消息傳到了香港，一向熱心于在內地投資興教助學的香港同胞，又一次伸出援手。
1992年4月16日，著名電影制片家施南生小姐首先在港島發(fā)起“希望工程――人人有書讀助學計劃”，以響應內地的“百萬愛心行動”。
演藝界姜大偉、李琳琳、張正甫、蕭芳芳、張艾嘉、梁家輝、沈殿霞、劉天蘭、鄭丹瑞、李家鼎、施明等帶著他們的孩子參加了新聞發(fā)布會。
梁家輝覺得“希望工程”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捐出的錢雖是個小數目，卻可以讓那些失學的孩子享有平等的機會接受教育。將來兩地孩子相互聯(lián)系，又可以增進友誼、加強了解。他支持這件事，并代表將要出世的孩子捐了錢。
“肥姐”沈殿霞帶著女兒欣宜來了。她表示，即便以后和女兒到國外，仍然也會支持，她特別贊同女兒與大陸的小朋友通信。
施南生告訴記者：
原來的助學口號是“一個幫一個”，但來參加招待會的演藝界朋友每人都認捐了好幾位孩子，光林青霞一人就救助了10名。所以，我們又臨時改為“人人有書讀助學計劃”。
第二天，一輛“希望工程”宣傳車載著演藝員，穿梭港九所屬各區(qū)，向市民發(fā)放捐助表格。紅歌星一邊分發(fā)表格，一邊說：“97年以后香港跟大陸就同屬于中國這個大家庭了，既然是同胞，既然是一家人，就應該拉近彼此間的距離。”
成龍、周星馳、張學友、張曼玉等著名影視歌星，也走上街頭，在鬧市勸捐。
1992年5月30日晚，張學友在香港體育館舉辦“滿懷希望音樂會”，為“希望工程”籌資。
演唱過程中，每隔一段時間，館內的大熒幕上，便展示一幅幅大陸失學孩子的照片。那一雙雙饑渴的目光，那一間間破敗的教室，令人心顫。
唱罷《太陽星辰》，張學友走到觀眾席中勸捐：“在大陸，每年有100多萬小弟弟、小妹妹因交不起學費而失學。而我們只要捐出300港幣，即可讓一名孩子讀到小學畢業(yè)?，F在哪位歌迷只要捐上300元，即可點唱任何一支歌曲，如果我唱不出來，我甘愿捐出相同數目的助學費用，謝謝！”
歌迷們興致特別高，分別點了《可喜也可悲》、《一顆不變心》、《夢里邊緣》、《梵音》和一首英文歌曲。
音樂會共籌得捐款150萬元港幣。截至2002年6月底，香港各界總籌款已過2000萬元。
澳門也掀起了扶貧助學熱潮。澳門公職人員協(xié)會發(fā)表“致全澳公務員書”，呼吁全體會員本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愛心，為造福失學兒童盡一份心。
澳門中華教育會發(fā)動各校師生、家長參與“希望工程”，捐款數字直線上升。
澳門胡氏集團總裁胡順讓6月8日認捐50萬元，希望將這筆款項用于為貧困山區(qū)修建一所學校。商人何華添亦捐資10萬元。
2002年6至7月，澳門資深者商協(xié)會和大眾報社運用多種形式，向澳門同胞宣傳“希望工程”的重大意義，動員各界人士向祖國的失學少年獻愛心。在短短的兩個月內收集捐款達660余萬港元，它可使7000多名失學少年重返校園，同時資助建設11所希望小學。
同根同胞，都呈現出唇齒相依、休戚與共之情。
著名學者、國際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南懷瑾先生，多年來一直關心著海峽兩岸的教育事業(yè)。他對旨在救助失學少年的“希望工程”非常贊賞，特捐資5萬美元。
南先生為“希望工程”賦詩一首：
一代江山一代才，后生每況勝先前，艱難困苦多英杰，珍重當來青少年！
并表示要動員在海外的學生共同出力，為振興中華民族的教育事業(yè)盡自己所能。
2002年4月22日上午，國際釋迦文化中心主席、香港富進戴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郭兆明先生和電影《似水流年》女主角、香港富進戴投資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顧美華小姐，在北京向“希望工程”捐款10萬元港幣。
在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舉行的捐款儀式上，郭兆明用幾千年前釋迦牟尼的巴利語做了長達5分鐘的祝福儀式。他祝福中國國家強大、人民幸福、經濟發(fā)展。他希望海內外宗教界多關心下一代的教育問題，他說：支持“希望工程”，就是愛心和慈悲心的最好體現。
臺灣華昌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楊正雄先生、許瑪玲女士和臺灣現代婦女基金會執(zhí)行長潘維剛小姐，在貴州省獨山縣基長鎮(zhèn)捐資興建“希望小學”。為了感謝臺胞的義舉，基長鎮(zhèn)鎮(zhèn)長宣布授予楊正雄先生、許瑪玲女士、潘維剛小姐和凌峰先生為基長鎮(zhèn)麻募村榮譽村民。
臺灣英業(yè)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葉國一先生捐贈十萬元人民幣，在四川省宣漢縣花池鄉(xiāng)興建“希望小學”。
臺胞林昭南、葉朋壽、李金龍捐贈50萬元人民幣，分別在山東省平邑縣、福建省永定縣興建了兩所“希望小學。
在平邑縣“希望小學”的奠基儀式上，徐永光秘書長動情地說：“臺灣的藝術家、企業(yè)家們不遠萬里到了我們山區(qū)縣，他們不辭勞苦，不僅出錢，而且出力。這是為什么？是因為他們有一顆愛心，這是一種飽含人間真情的偉大的愛心。他們?yōu)槲覀兙栀Y助學，還出于這樣一種信念：就是我們中國要真正強大起來，我們的孩子必須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強則國強，只有這樣，中華民族才有希望，才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們接受他們這樣一種期望，即一定要把希望小學建設好。在提高教育質量，加強教學管理方面，在培養(yǎng)一代開拓未來的人才方面下功夫、做文章。”
2002年7月初，香港愛國人士鳳飛飛女士、趙宏傳先生為“希望工程”捐款60萬元人民幣，資助援建3所“希望小學”。這是當時海外同胞捐資援建“希望小學”數額最大的一筆捐款。
鳳飛飛女士是一位深受大陸聽眾喜愛的香港歌星，和許多香港愛國同胞一樣，她一直希望為祖國的騰飛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在捐贈儀式上，鳳飛飛女士表達了她對“希望工程”的贊賞和良好祝愿。
由香港工會聯(lián)合會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lián)合會共同發(fā)起的“‘希望工程’重返校園助學計劃”，經過幾個月的籌備于7月12日宣布正式推行。這項助學計劃將采取多種形式籌款，幫助內地貧困地區(qū)的兒童就學。
實施百萬愛心行動
隨著“希望工程”的社會影響不斷擴大，參與和支持“希望工程”的有識之士日益增加。許許多多的捐贈人并不滿足于間接的捐款資助，希望采取一種更直接的方式，與失學少年建立聯(lián)系，給予定向資助。
江蘇鹽城八六一八九部隊張繼軍給基金會來信建議：
希望由你們牽線搭橋，使每一個愿幫助失學孩子的人找到自己想直接幫助的對象。這種做法容易使人產生成就感，也容易調動人的積極性，并使捐助者在心靈上產生很大的慰藉。
基金會的組織者們也清醒地看到，雖然兩年來“希望工程”已產生廣泛的影響，但被救助的失學兒童不過近4萬人。這個數字相對于每年的失學兒童數，實在是微乎其微。要救助千千萬萬個張勝利、江峰、卿遠香那樣的失學少年重返校園，必須動員更多的民眾，人人奉獻一片愛心，攜手共筑“希望工程”。
于是，他們決定開展一項“百萬愛心行動”，動員百萬人，救助百萬失學少年！它的基本做法是，由每一個捐款者直接與被捐助者結成對子，直接聯(lián)系，直接支援。
1992年4月15日，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在京舉行新聞發(fā)布會，宣布從即日起在全國實施“希望工程―百萬愛心行動”計劃。
這項行動旨在動員更多的人參與“希望工程”，盡快使我國因貧困而失學的兒童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權利。
4月16日，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青年報》等首都15家新聞單位以及海外新聞機構，均以頭條新聞報道了這一消息。
當時的媒體報道稱：
實施“百萬愛心行動”正是適應了“希望工程”的這一特性。這一活動的具體內容是通過廣泛地宣傳動員工作，讓更多的人了解“希望工程”，通過基金會和各級團組織的牽線搭橋，讓捐贈者（個人或集體）與失學孩子結對掛鉤，建立直接聯(lián)系，定向資助至小學畢業(yè)，這一行動計劃的推出，將使“希望工程”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事實上，實施“希望工程”以來，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不斷收到要求與失學少年直接建立聯(lián)系、給予定向資助的來信，為滿足廣大捐贈者的這種愿望和要求，基金會才決定及時推出這一行動計劃。
從這一天開始，在海內外產生強烈反響的“百萬愛心行動”拉開了帷幕。
北京后圓恩寺甲一號，又一次成為愛心融會的熱點。
4033879、4035547，基金會專設的兩部熱線電話，從9時開始便響聲不斷。
“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嗎？我是郵電工業(yè)總公司的……哦，不必問姓名了，就算是一名普通的職工吧。我們這里剛剛收到《人民日報》，看了介紹‘希望工程’的消息和廣告，心里很不是滋味。真沒想到還有像江峰、王翠華這樣的窮孩子……這樣吧，我馬上給你們匯去200元，請幫助選一名失學的孩子，我包他小學五年……”
“……我剛剛做了孩子的媽媽，我想以我剛出生3天的女兒的名義資助一名失學孩子，最好是女孩子，我的小女兒叫歐陽李?。我是這么想的，我們這個世界應該多一些愛，我想從小培養(yǎng)女兒的愛心……”
“……基金會嗎？我是廣州的長途電話，對，我在一家合資企業(yè)工作，我們的下一代需要文化，將來的社會要靠他們出來競爭，我資助三名孩子，一包到底！”
“……感謝你們，你們做了件功德無量的事。我們全家商量好了，救助一個孩子，以后他（她）就是我們家庭的一個成員……”
遼寧、黑龍江、江蘇、江西……
工人、干部、退休老人、解放軍戰(zhàn)士……
每個電話都熱切地表述著一個共同的心愿：為了孩子，為了將來，拿出一點錢，奉獻一份愛！
第一個趕到基金會捐款的是北京中醫(yī)學院衛(wèi)生管理系的青年教師劉新社，他也是剛剛看到報紙便急匆匆地趕來了。
他將200元交給工作人員后，說：“我老家在陜西，過去上學也是非常艱苦的。我救助一名孩子，一方面是對失學孩子的心意，同時也是對家鄉(xiāng)的一點心意。我有個正在上小學四年級的女兒，你們最好幫助選擇一名失學的女孩兒，讓她們結成對子，互相幫助，共同成長！”
在農業(yè)部，劉中一部長開完會走進辦公室，拿起桌上的《人民日報》，看著看著，他的眉心皺了起來。當即拿出200元，讓秘書送到了基金會。
在國家工商總局，一位副局長，他本人不愿披露姓名，也是在看了報紙后，將剛剛收到的1000元稿酬，全部捐給了孩子們。
北京同仁醫(yī)院的一位退休老人，在兒媳和小孫女的攙扶下，急切地趕到基金會。他說：“看了報紙的宣傳和廣告，我相信你們是真正為那些上不起學的孩子辦事的。這2000元捐給‘希望工程’助學基金，不需結對子；這200元是我小孫女捐的，她希望和一名失學的女孩子做朋友，讓她也了解了解貧困山區(qū)的小朋友們是怎樣生活、學習的。”
北京化工學院的一位老教師，找到基金會，交給工作人員一只信封便走了。大家打開信封一看，里面竟是一條金光閃閃的項鏈。老教師在留下的紙條上說：
這是我父親留下來的唯―一件遺物，現贈給你們，以解失學少年的燃眉之急。
捧著這條沉甸甸的金項鏈，大家像是捧著一顆金子般的心。
朝陽區(qū)三里屯百貨商場的女職工白淑舫，下班時把《人民日報》帶回家，剛進門，她就對丈夫關曉安說：“你快看看今天的報紙。”
關曉安說：“我在單位已經看過了。”
夫妻倆連飯都顧不上做，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說了起來：“知道貧困山區(qū)比較窮，但沒想到會窮到這種地步。”
“那些孩子太可憐了，他們一耽誤可是一輩子的事兒。”
“大別山那個失學的孩子叫什么來著，對，江峰，和咱們的兒子關峰就差一個字兒。江峰失學后把最后一次寒假作業(yè)一連做了3遍，流著淚對老師說：‘您以后再也不能給我批改作業(yè)了！’越是窮孩子，學習越刻苦。唉，太可惜了！”
“你說咱們該怎么辦？咱們也救助怎么樣？”
“我也是這么想的。”
他們先是準備救助1名，后來，又決定救助5名。第二天一大早，白淑舫跑到銀行，把家里的全部存款1000元取了出來。
其實，他們家的日子過得并不富裕，特別是關曉安的母親剛剛去世，家里正是需要用錢的時候。
白淑舫騎著自行車，一路打聽，風風火火來到基金會。面對接待她的工作人員，說著說著忍不住流下了淚水。她選擇了3名四川失學兒童和兩名安徽失學兒童，她說：“前幾年婆婆癱瘓在床，請的都是四川和安徽的保姆，那些地方特別窮。”
4月17日下午，在北京火車站，由團中央直屬機關、新華通訊社和北京鐵路分局三家團委聯(lián)合舉辦的“希望工程――百萬愛心行動”義務宣傳日活動，像一塊磁石似的吸引住了南來北往的旅客。
第一個走到宣傳臺前的是來中國旅游的美國加州伯克利高中的退休女教師，對“希望工程”開始她不太明白，經翻譯解釋后，她興奮地說：“你們搞的這項‘工程’太好了，我也出點力吧！”說著從錢包中抽出10元錢投入捐款箱。
之后，又取出錄像機，“我要把你們的活動錄下來帶回美國讓學生們看看。”離去時，嘴里還不斷地重復著剛剛學會的“hope希望，希望hope”。
一位農民打扮的老漢走到捐款箱前，塞進5元錢。宣傳員請他留下姓名，他搖了搖頭，說：“我是安徽鳳臺縣的，去年發(fā)大水，家里的房子沖了、地沖了，是政府和好多好多的好心人給我們送來了救濟糧、救濟款，幫我們蓋了房子。現在，你們又在為我們的孩子上學操心，我出這么了點兒力，還留啥名字？”
“我捐兩塊錢行嗎？”一位十七八歲的姑娘，怯生生地問宣傳員。宣傳員告訴她，錢多錢少，都是一片心意。姑娘取過一份宣傳品，對宣傳員說：“我們貴州老家特別窮，我到北京來當保姆，家里的弟弟妹妹還指望著我掙錢回去供他們上學呢。我們村有好些孩子念不起書，這下他們有指望了。”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的10位禮儀小姐站在入站口，不停地向旅客們分發(fā)宣傳品。
一位老同志接過宣傳品說：“‘希望工程’特別得人心，我們單位好些人都捐了款。”
候車大廳里，人們拿著登有鄧小平為“希望工程”題詞的報紙和宣傳品，互相傳閱。
百萬愛心行動還在繼續(xù)。
大江南北，長江內外，到處可以看見情的贊歌，愛的義舉！
八旬老翁捐助貧困生
山東省青州市86歲的離休教師王金林一生清貧，卻用微薄的退休金救助了27名貧困學生。
1992年，77歲的王金林從自己訂閱的《半月談》上第一次看到“希望工程1＋1結對救助辦法”。
王金林把這則公益廣告翻來覆去看了幾遍，內心頗不平靜。作為一個離休教師，他比常人更了解中國的教育狀況。
廣告上說200元可以資助一個學齡兒童上完小學，可王老先生當時的工資才100元出頭，實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迷诳梢砸粚W期20元分著寄，王金林才松了一口氣。
王金林急忙寫信給北京“希望工程”辦公室，詢問結對救助的情況。信剛寄出，大女兒王立華回娘家，挺自豪地說自己剛剛參加了山東省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發(fā)起的“百萬愛心救助”助學活動，結對救助了沂蒙山區(qū)一個失學女孩子。
王金林聽罷，暗暗下了決心：你救助一個，我就救助倆。他按女兒給的地址立即給山東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匯去兩個孩子一學期的學費40元。過了沒幾天，北京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寄來了湖南省一男一女兩個貧困學生的資料。王老先生又給湖南的兩個孩子寄去了40元。
王老先生有個養(yǎng)女名叫張惠珠，家在青島。當年她作為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得到過王金林諸多幫助，結下了深厚的感情。逢年過節(jié)，張惠珠必定來看老人家。1993年春節(jié)來看王老時，張惠珠提起自己也結對救助了一個失學孩子。
老先生聽了心里熱乎乎的：年輕人都這樣關心社會公益事業(yè)，做長輩的更不能落后。張惠珠臨走時塞給老人200元錢，王金林事后便以張惠珠兒子陽陽的名義捐給了“希望工程”。
自此，張惠珠每次給他的錢，他都一分不少地捐給“希望工程”。他常說：我不缺吃不缺穿，這錢給一個失學兒童，說不定就能改變他的一生呢。
王老先生有7個子女，對他都很孝順，孫子、孫女對爺爺更是親得不得了。自從爺爺和“希望工程”結緣后，這些從小衣食無憂的孩子們開始了解了外面還有因生活貧困而不能上學的同齡人。
1994年，小孫子王為要入學了，他一本正經地對爺爺表示也要給“希望工程”捐款。爺爺逗他：“你哪來的錢?。?rdquo;孫子說：“我過年的壓歲錢一分也沒花，攢著幫一個上不起學的小朋友繼續(xù)上學。”
望著孫子稚氣的面孔，王老先生感動得差點掉下淚來。他說：“好孩子，你先攢著，這次捐助的錢爺爺替你出了。”于是，老人就以“紀念小孫子入學”的名義捐助了一位學生。
老先生的孫子、孫女、外孫、外孫女不少，甚至有了第四代，總不能替這個捐了，不替那個捐吧。于是，孫輩們上高中、參加工作，王金林都拿錢以他們的名義結對捐助。
后來，老先生捐助的“由頭”更多了：每個第三代結婚，就捐助一個失學兒童；每個第四代出生，也捐助一個失學兒童。1995年老人80大壽，兒女們要給他好好慶賀慶賀。老人說：“吃了喝了不頂啥，把賀壽的錢捐助兩個學生吧。”于是，兒女們孝敬他的錢，統(tǒng)統(tǒng)捐給了“希望工程”。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長孫王晨恰是這一天結婚；養(yǎng)女張惠珠的兒子陽陽的生日，也是7月1日。王金林親自跑到青州“希望工程”辦公室捐出800元，又給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匯去800元，以孫輩們的名義捐助了4名學生。
1999年國慶50周年時，他給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也寄去400元。北京回信說，“希望工程”現在改變辦法，重點資助那些品學兼優(yōu)的“希望之星”上完中學、大學，因而錢數也從原來每人400元提高到600元一學期。當時恰逢澳門回歸，他又寄出400元。
老人大兒媳徐玉臻說，公公不抽煙不喝酒，1個月僅留下150多元的生活費?，F在由于捐助的學生多了，所以常常預算超支，老人的生活費連100元也不夠了。
物質生活清貧的王老先生，其精神世界十分豐富。他有一個寶貝似的布袋，是大女兒用白粗布做的，上面一個個小口袋里裝的是27個受捐學生的資料：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寄來的收據及受捐人卡片、受捐學生來信、賀卡，以及照片。照片是老先生特別囑咐孩子們寄來的，他為此單獨寄去了照相的錢。
受王老先生資助的孩子們，在給王老的信里都叫他“親愛的爺爺”。談起這些，他便笑得像孩子一樣。對這些天南地北的孩子，老先生懷著深深的感情。
青州市西南山區(qū)的劉洪玲，是和老先生離得最近的受捐人。那是他1996年捐助的一個初中生，當時每學期100元。1998年，劉洪玲考上了中專，每學期需要600元。劉洪玲的父親精神失常，母親殘疾，弟弟還小。他感到實在無力支付學費，就動了輟學的念頭。
王老先生得知后塞給了她400元，學校里又減免她200元，劉洪玲終于踏進了中專的校門。
老先生又把自己的自行車送給她，囑咐她好好學習，有空多回家看看爹娘，“少來看我”。明年開學的時候來一趟，拿明年學費。
老先生對名利看得很淡很淡。2000年，他被授予“山東省希望工程捐助十佳個人”，省有關部門邀請他到省城濟南參加頒獎典禮。他說：“我老了，去一趟給省里添麻煩，還是省下錢來多資助幾個失學的孩子吧！”
手拉手飽含人間真情
親愛的李丹同學的爸爸媽媽：
昨天，我們在學校聽了李丹同學的事跡：她在人生的最后時刻，還掛念著她的“手拉手”朋友譚英，給父母留下遺愿，繼續(xù)幫助譚英同學。我聽著聽著就哭了，同學們也都泣不成聲……您們雖然失去了李丹，但我們全班同學都是您們的兒女。
讀看這封被淚水濕透的信，含著淚水的夫婦默念著：好女兒，你沒有走，你永遠陪伴著我們。
1994年，江漢石油管理局團委組織全局10所學校與巴東縣大支坪鄉(xiāng)10所學校結成“手拉手”聯(lián)誼學校，并開展了救助失學少年重返校園活動。
或許是一種緣分，剛上二年級的李丹和水洞坪小學的譚英從此拉起了友誼之手。譚英比李丹大7歲，父親去世多年，全靠母親撫養(yǎng)3個姐妹，生活非常困難。李丹在給譚英的信中說：“譚英姐姐，你千萬不要退學，有困難我?guī)湍恪?rdquo;
從這天起，李丹就感到自己身上多了一份責任。她天天惦記著譚英，每月要給譚英寫一封信，鼓勵她，每當新學期開始，李丹便將自己積攢的零花錢，寄給譚英。
1995年10月，譚英有兩個月沒有來信，李丹急得天天問媽媽：“譚英姐姐怎么還不回信？”她又連寫去兩封，還是不見音訊。這下，李丹坐不住了，抱著媽媽哭：“譚英姐姐一定有什么事，你帶我去看看她吧。”
爸爸見李丹哭得傷心，就安慰她：“你要上學，過幾天，我替你去看譚英姐姐。”
爸爸動身的那天，李丹找媽媽要來壓歲錢存折，一下取出500元遞到爸爸手中，反復交代說：“如果是姐姐家里出了事，就送給她家里；如果是她退了學，就送她到學校重新上課。”
果真，兩個月前，譚英不小心燙傷了臉，由于無錢醫(yī)治，用菜葉貼著，正流著膿水，面部潰爛，準備退學了。他感到女兒的500元錢還不能解決譚英的困難，又發(fā)動同志們給譚英家捐款。
一個月后，傷愈上學的譚英給李丹回信說：“要不是妹妹一家，要不是油田的親人，我的臉不知爛成什么樣子。”李丹收到信，蹦蹦跳跳逢人就說：“我的譚英姐姐又上學了。”
有一次，李丹對爸爸說：“我以后不吃零食，不亂花錢，省錢給譚英姐姐上學。”
李丹爸爸心里清楚，她是怕父母心疼錢，就說：“你支援‘希望工程’，給貧困地區(qū)的同學送溫暖，就是把咱家搬去也情愿。”這―次，李丹又和媽媽一起給譚英寄去一大包東西，有新羊毛衫、旅游鞋、還有一套文具。
沒想到，譚英家禍不單行。1996年7月，譚英家又失火了。李丹得知后，催著媽媽快點給譚英家寄衣服寄被子。她想到自己的小錢罐里還有錢，又寄去100元。這樣，李丹一家給譚英捐贈錢物達2000多元。
對譚英姐姐，李丹牽腸掛肚，對整個巴東山東的小朋友們，也表現出一片真情。有一次，學校發(fā)動學生每人捐5斤大米，她回去背米，媽媽說：“現在下雨，集市沒有米賣，我們家只剩8斤米了，留3斤做幾頓飯。”
李丹噘著嘴說：“5斤太少了，你看巴東的同學天天吃紅薯、土豆多難受呀。”說著，把家里僅有的8斤米都提走了。之后，李丹只好一連兩天和媽媽在街上吃面條。
自從開展“手拉手”活動后，李丹好像突然長大了幾歲，特別懂事，自己也常說：“我要努力學習，與譚英姐姐比一比。”
李丹的各門功課在全班都名列前茅。有一次，語文老師上課聲音發(fā)啞，下課后．李丹走過去低聲問：“王老師，你病了嗎？吃塊糖就好了，這是我們家最好吃的糖。”說著，悄悄塞給王老師一塊糖。
王老師拿著糖，淚水頓時流出來，那一刻，她覺得當老師真是幸福。由于李丹品學兼優(yōu)，多次被學校評為“優(yōu)秀少先隊員”，授予“雛鷹獎章”。
和李丹一樣，譚英同學也有長足的進步，她小學畢業(yè)直接考入大支坪鄉(xiāng)實驗中學重點班。
然而，天道不公。1996年12月24日，李丹在學校參加完鋼筆字競賽后感到身體不適，在媽媽的陪同下來到醫(yī)院檢查，確診為血癌。
李丹雖病倒了，但她的精神沒有垮。老師同學前往醫(yī)院去看她，見班長手里拿著《中國少年報》，她眼睛―亮說：“少年報，我要看。”
老師怕累著她，就要小伙伴讀給她聽，先讀了一篇《雛鷹展翅飛翔》的小通訊，又讀了一首兒歌。當讀到天津市河東區(qū)辛莊小學開展“手拉手”的故事時，李丹沉默了好一會兒，然后望著媽媽說：“我病了，你們不要告訴譚英姐。還有，媽媽，你今后不要忘記給譚英姐姐寄錢。”媽媽一邊忍著眼淚，一邊點頭說：“等你病好了，我們去接她來。”
李丹在病房里渡過了30多個日日夜夜，她強忍著劇痛，從沒有哭過一聲，盡量不讓爸爸媽媽為她傷心。相反，她見爸爸媽媽為她治病跑上跑下，忙前忙后，有時顧不上吃飯，擔心累壞了他們的身子。
有一次，她見爸爸很晚了還沒有睡覺，就生氣地說：“爸爸，你再不去睡覺，我就不讓你照顧我了。”住院期間，李丹見同病房的一位小朋友因賬上沒錢，醫(yī)院給她停了藥，就問媽媽說：“媽媽，我們賬上還有沒有錢，要是沒錢我們就出院，不住了……”
李丹的愛心深深地感動了周礬第二小學的師生及江漢石油管理局的職工們，大家紛紛為她治病捐款。一位有殘疾的學生捐款時說：“李丹同學為救助失學少年花了那么多錢，住院還給我們寄賀年卡，現在她遇到了困難，我們大家說啥也要幫助她渡過難關。”
得知李丹得了絕癥，附近一位擺小攤的老人心痛地說：“這孩子以前經常到我這買零食，后來不知為啥，來買的次數少了，有時來買也總是挑便宜的……現在才聽說她是為了省錢供山區(qū)的―個小孩上學，想起來我就難過，這么好的孩子，你們一定要想辦法治好她的病。”
1月24日，李丹的病情惡化，肚子發(fā)脹，一連7天不吃不喝，連吊針也打不進去，人瘦得皮包骨頭，但在昏迷中還一直微微睜著一雙眼睛。
看著女兒這個樣子，悲痛欲絕的父親，在操場上來回踱步，向蒼天禱告，祈求上蒼讓他的女兒早一點離開苦難。
祈求中，李丹的父親似乎忽然明白了什么!他拉著李丹媽媽的手，兩人―起跪在女兒面前說：“丹丹，你走吧！你住院時提出的兩個要求我都答應你。從此以后，我要把譚英當作自己的女兒，給她寄錢，讓她上學。我保證今后不讓你媽媽生氣，你……走……吧……”
是父母的愛感動了蒼天？還是李丹聽到了父母親的承諾？只見她微微一笑，合上了雙眼，告別了她只生活了10年的世界。
李丹沒有想到，她死前還在牽掛的姐姐譚英，從周磯第二小學胡老師的信中得知她病重的消息，連寫了兩封“快件”，此刻正在郵途上。譚英在1月26日的信上寫道：“妹妹，你要安心養(yǎng)病，其他什么事都別想，掉下的功課我給你補上……”
然而，譚英哪里知道，這個給她寄過很多次錢物，死前都在惦記著她的好妹妹，連一次面都沒見就永遠地去了。
李丹走了，但油田孩子與巴東失學少年的友誼沒有斷。李丹所在的四年級2班，召開了“李丹―譚英手拉手”主題中隊會，全班40多個同學都要與譚英結對子，繼續(xù)完成李丹的遺愿。
剛轉學到這個班的李寶琪同學拿出自己早就寫好了的給譚英姐姐的信，讀給全班同學聽：“譚英姐姐，李丹她走了，你失去了一位活潑可愛的妹妹，我們失去了一位親密的小伙伴，但你從此將擁有更多關心你、愛你的弟弟、妹妹。譚英姐姐，讓我們這些弟弟妹妹來完成李丹最后的心愿吧！”
為了永遠紀念李丹，中隊集體討論決定，以周礬小學四年級2班以“周四丹”的名義來繼續(xù)幫助譚英。于是，“周四丹”的一封信和捐助的200元錢寄給了譚英。
周四丹―――個新的李丹，一個群體的李丹，將在“希望工程手拉手”活動中刻下自己的名字。
希望工程新生的希望
正值1995年深秋的一日，當河北省淶源縣的王鵬華小朋友接到那筆“希望工程”助學款時，那位未曾謀面的資助者卻在醫(yī)院的病床上，忍著腎病的折磨。
王鵬華又可以上學了，又可以見到熟悉的學堂，聽到朗朗讀書聲。然而，小小的她尚有一絲希冀：遠方的阿姨，什么時候才能與您見上一面，向您道聲感謝呢？
小鵬華的這份心情伴隨著寄住華北石油管理局第二服務處的信件遞到了張華的手中。張華，這位20年聞名全國的大港油田“鐵姑娘”井下女子作業(yè)隊第一任隊長，這位天津市勞動模范，看著手中的信，不得不遺憾地在回信中說；“鵬華，見面的機會總會有的，只是近來身體不十分好，望你珍惜自己的學習機會……”
“希望工程”傳遞著救助款，也架起了兩地的思念之橋。從1995年秋到1996年春夏間，張華與小鵬華一直保持著書信往來。她們的感情日益濃厚，而張華的病情也愈發(fā)嚴重了：尿毒癥中期，并伴有肺水腫，生命危在旦夕。由于病情嚴重，張華被轉院到北京治療，這時醫(yī)生診斷她已進入尿毒病晚期，必須馬上手術搶救。
張華清楚地記得那次搶救之后的情景：恍忽間，她發(fā)覺自己又活下來了。是的，重病期間兩次搶救，兩次都幸運地活了下來。
假若沒有黨組織、沒有社會、沒有單位領導和同事及家人的支持、幫助，是活不到現在的。張華講過：我的生命是由愛心維系的，我也要把自己的一份愛心獻給“希望工程”，以表達我對社會的感情，對生命的渴望。
王鵬華小朋友沒有被遺忘，重病的張華也同樣沒有被遺忘。自從張華1978年生病開始，她所在的油田領導積極為她安排住院治療的機會。
張華調到華北油田工作時并沒有宣傳自己曾有的“天津市勞模”的榮譽，是黨組織幾次調查才了解到情況，并按照“市勞模”的標準給他的工資做了調整。
所有的這些，使處在生死邊緣的張華也在思考，也在回味。―天，她對病床邊看護自己的表妹講了深藏許久的心愿：無論如何，有誰能代表自己去看望一下王鵬華小朋友。表妹和妹夫欣然從命，他們帶著為小鵬華準備的衣物動身河北。
就在他倆動身前，為了讓小鵬華一家人放心，他們曾到華北油田去開介紹信，這時，華北油田的領導職工才知道了張華默默捐助“希望工程”的事跡。于是，油田團委的干部陪同前往。
天津一行人的到來給淶源縣人民以驚喜，縣政府的領導代表全縣人民表達了不盡的感激之情。
小鵬華和母親得到消息后，連忙各處借了些綠豆和小米打算為恩人做頓好飯，當她們得知張華正在北京住院而沒到時，她們當即決定跟隨大家去北京，一定要當面送上這袋綠豆和小米。
兩地的思念可以在頃刻間變成實實在在的面對。小鵬華捧著那袋綠豆小米見到躺在病床上，剛剛做完“透析”的張華阿姨時，小鵬華那顆稚嫩的心靈仿佛再也承受不住了，先是呆立了片刻，繼而放聲大哭。她忘記了，全忘記了一路上想著要跟阿姨說的話：“阿姨，您病好點了嗎，這是我特意給您帶的綠豆和小米。”
也許，一切盡在不言中吧，張華艱難地笑了，這微笑伴著兩腮的熱淚，仿佛同時在向小鵬華說：“別難過，你的愛也同樣帶給我生的勇氣。”
哭聲，這來自貧困山區(qū)孩子的哭聲，驚動了醫(yī)院的人們，大家紛紛詢問著張華的病情和救助孩子的事跡。
張華的主治醫(yī)生管德林當即表示，要盡其所能全力挽救張華的生命。管醫(yī)生認為，當務之急是立即做好為張華換腎的一切準備！
1995年8月18日上午，管醫(yī)生立刻前往取腎。17時，管醫(yī)牛帶回腎源并化驗完畢，證明可以為張華實行換腎手術。這時候張華親屬未到，為了珍惜這個難得的手術機會，管醫(yī)生毅然在手術單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手術終于成功了！所有關心張華的人都松了口氣。張華在改變一個失學兒童命運的時，也獲得了生命希望。
在黃河上下，大江南北遼闊的土地上，“希望工程”播撒著愛的火種，給無數個生命帶來新生的希望。
檢察官與山里娃結對
1996年5月14日，在皖西大別山革命老區(qū)霍山縣“希望工程”辦公室內，負責同志對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檢察院“情系希望工程”赴安徽霍山考察團的同志說：“你們來得太好了！你們的行動證明了你們確實為我縣的‘希望工程’做了大量具體而扎實的工作。”
接著，他告訴檢察官們1996年春節(jié)期間發(fā)生在該縣的一件真實故事，為感謝全國各地對霍山縣“希望工程”的支持，縣電視臺在錄制晚會節(jié)目時，制作了一個電話采訪節(jié)目。新區(qū)檢察院在電話中介紹了全院干警為“希望工程”所做的工作。
沒想到節(jié)目播出后，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許多人或當面或打電話詢問，新區(qū)檢察官在電話中介紹的一切是真的嗎？希望工程辦公室同志肯定地回答：是真的，信不信由你。
1994年底，剛成立一年多的上海市浦東新區(qū)人民檢察院，在浦東這塊令世人矚目的土地上，承擔著大量繁重而艱巨的檢察工作，同時，他們仍沒有忘記自己另一份社會責任。
當時僅有100多人的全體干警，向“希望工程”捐資1?229萬元。他們特別關照，要用這筆錢資助革命老區(qū)的失學孩子。1995年2月，中國“希望工程”基金會頒發(fā)了37份結對救助卡。
從此，37名山里娃和檢察官的名字連在了一起。這37個孩子，分散在山區(qū)的29所學校。他們有的父母雙亡，有的家里有人常年臥病不起。家庭的拖累使得這些本該讀書的孩子面臨失學，有的孩子還是品學兼優(yōu)的三好學生、優(yōu)秀少先隊員等。
一次愛的付出讓37名山里娃得以完成小學學業(yè)，這當然是令人高興的事。但是，關心這些孩子的學習和成長，幫助他們解決學習生活中遇到的困難，一直到畢業(yè)，這不僅需要無私的奉獻，更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
現在，浦東新區(qū)檢察院的200多名干警不僅這樣做了，而且把這項工作作為加強機關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結對后的第一個“六一”兒童節(jié)到了，內裝書包及各種學習用品的37只包裹，從黃浦江畔寄到了大別山區(qū)山里娃手中。
斗轉星移，時間流逝，這些只通過書信但從未見過面的孩子們，長得什么樣，個頭有多高，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怎樣，還有什么需要幫助的？院黨組和機關黨委的領導、團委的干部關心著，工會的同志、婦聯(lián)的同志惦念著，他們不約而同地想著一件事：組成考察團，親赴大別山，看望山里娃。
像看望遠在他鄉(xiāng)的親生兒女一樣，干警們?yōu)檫@次大別山之行做了充分的準備。在自愿參加的“一日捐”簽名儀式上，郭平代檢察長第一個捐出自己月工資的全部。在別處辦公的稅檢室、張江院的干警代表專程前往捐款點，代表團公務不能到場的同志捐款。
一位快要做母親的女同志，不顧身體不便，專門趕到院五樓會議室捐款。兩位西藏日喀則地區(qū)在該院培訓的檢察干部，工資不高，但在得知捐款活動已經結束的消息后，仍舊趕到政治部，獻上了一份愛心。
或許，對自己的孩子也沒有像這樣一次準備這么豐富的禮物。從《新華字典》到《十萬個為什么》，從《作文寫作》到練習本、鉛筆、鋼筆，從日記本到信封、郵票以至點心，以至于贈給學校的體育用品、工具書等，都考慮到了。
檢察官們是工薪階層，盡管收入不多，捐資有限，但他們的關心是具體的，實在的。為每個山里孩子準備一封信，一張結對部門身穿制服的檢察官合影照片，一包禮物。臨行前幾天，不論哪個部門的干警，見到考察團成員，都一再拜托，代他們看看“自己的孩子”。
1996年5月12日，這是一個星期天，當浦江兩岸的人們剛從睡夢中醒來的時候，一輛“金杯”面包車已經開出浦東新區(qū)檢察院大門。車里一行7人，行程1000多公里，來到了安徽和湖北交界的大別山北麓的霍山縣。
這是一座地處偏遠山區(qū)，擁有37萬人口，1400多年歷史的縣城。這里物產豐富，風光秀麗，有“金山藥嶺名茶地，竹海桑園水電鄉(xiāng)”的美稱。新中國第一座水庫大壩――佛子嶺水庫大壩，至今仍氣勢磅礴地發(fā)揮著它的蓄水作用。這里是紅軍的故鄉(xiāng)，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全縣有5萬多人為革命光榮捐軀。
一進霍山境內，首先感受到的是濃濃的教育興縣的氛圍。汽車所經過的鄉(xiāng)鎮(zhèn)，見到最多的標語，是抓教育的標語，見到最好的房子是學校。“希望工程”領導小組組長由縣委副書記擔任。
在希望辦，考察團見到的最新的一個鐵皮檔案柜內，整齊排放著的是“希望工程”受助學生的檔案。目前全縣適齡兒童已全部入學。但有一部分家庭困難的學生的學習費用只能由學校墊付，以保證學生不至于輟學。學校若問這些孩子要錢，他就有可能不來上學了。這對于每學期每位老師僅50元辦公經費的學校來說，確實是力不從心。
正是因為有全國各地的支持，才使全縣面臨失學的近2000名孩子能夠繼續(xù)上學。即使如此，目前還有1300多份等待救助的學生檔案存放在希望辦。
為了盡可能多地看到“自己的孩子”，考察團又分兩路，分別深入距縣城上百公里不等的大山，看學校，訪家庭。3天中，汽車行程700多公里山路，考察團同志又徒步行程50余公里，實地看了14所學校，重點看了6個家庭，與33個學生見了面。只有4名學生因路遠時間緊來不及相見，考察團已托希望辦將禮物和信轉交。
5月14日，考察團驅車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顛簸近百公里，到達偏遠的太平坂小學，看望一名叫李軍的四年級受助學生。當檢察官們到來時，校長和老師帶領全校146名學生站在校門口道路兩旁，列隊歡迎，在點燃鞭炮的同時，一個個佩帶紅領巾的山里娃全都舉起右手致少先隊禮。
雖然這是一所鄉(xiāng)中心小學，但和城里相比條件仍然有很大懸殊。一間十來平方米的舊房子是學校辦公室，正面墻上，掛著一張毛主席像。
在李軍同學的教室，一個瓦數不大的燈泡并不能使教室多么明亮，李軍和他的同學在教室的前一半地方上課，后一半并排放著5張上下鋪的木床。那是五年級路遠的學生住宿的地方。
小李軍生活在一個特殊的家庭，父母全是癡呆，一個姐姐在外地給人當保姆，由于無生計能力，連吃飯穿衣正常的生活都難以維持。
考察團走過崎嶇的小路來到小李軍家，看到的是家徒四壁，破爛不堪的場面。唯一一樣新的東西是去年“六一”檢察院寄給他的書包。他沒舍得用，仍掛在床頭。自己用的，仍是補了又補的舊布書包。
不幸中的李軍又是幸福的，他的前后兩任班主任，他的校長及全校老師，都給予他特別的關心和照顧，生活上給予接濟，學習上嚴格要求。
遠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檢察官，又資助他學習費用和學習用品，使得他能和其他同學一樣繼續(xù)讀書，懂事的李軍把人們的關心作為自己向上的動力，他曾獲得過三好學生的稱號。
為了看望中銀希望小學的兩位學生，即使有當地希望辦的人做向導，也差點迷了路。汽車行駛在陡峭的山路上，往下看，四周全是樹木。在幾乎見不到人煙的大山深處，有一間孤零零的廢棄舊土房。希望辦的人介紹，那是一個單為照顧離校遠的學生開設的。
一個班內，有時有幾個年級。就這個單班，離學生家也有十里八里?，F在，這個單班已并往山口另一處一所新建的中銀希望小學。檢察官們不知道自己資助的兩個學生是否在這個單班上過課，但聽說過山里孩子在上學路上被狼咬傷而終于逃脫狼口的故事。
中銀希望小學是該縣接受外援建立的第一所希望小學。校園內高懸的國旗在四周青山綠水的映襯下，顯得格外鮮艷。來到學校，受助學生黃緯、何春華的母親都早已等候在那兒，并把準備好的茶葉、筍干等土特產拿出，硬是要讓考察團的同志帶回。
在四年級教室，任班長的何春華同學坐在最后一排。這是一位文靜、秀美的姑娘。她不僅學習成績名列前茅，而且關心集體，樂于幫助人，她得到了檢察官的關心和幫助，她又把愛心獻給了弱小者。在上學來回的路上，她經常背一個一年級的殘疾小同學。
在沈家坂小學，考察團來到身為班委干部的沈高琴同學的教室。凹凸不平的地面，破舊的課桌并沒有影響她的求學熱情。當問及她為什么家中有困難卻寫信不讓檢察院叔叔阿姨寄錢時，她說：“你們掙錢也不容易。我爸爸媽媽說，自己的孩子自己養(yǎng)，靠別人養(yǎng)心里愧。”
山里娃樸實的話語讓檢察官們肅然起敬。他們告訴她，你有享受上學的權利。今天大家?guī)椭?，等你長大成才時，你也可以去幫助你能幫助的人。
在三尖鋪小學上學的葉金敏同學，父親去世，母親改嫁，爺爺奶奶年邁，三叔有病，二叔患癌癥，家貧如洗。人世間所有的苦難幾乎都被他家攤上了。
葉金敏的二叔說：“我是一腳踏在陽間一腳踏在陰間的人。但是只要我活著一天，就要關心他一天的學習，我告訴他，朱元璋當年還要過飯吶。你有上海檢察官的關心和支持，更應該好好學習，用好的成績來報答他們。”
在歇馬臺小學，雙手接過禮物的李敏同學，面對一身戎裝的檢察官叔叔，竟無語凝噎，代替千言萬語的只有大滴大滴的淚珠。
愛心僑胞宣傳希望工程
1996年7月初，《歐洲華聲報》刊登了一篇中國遼寧省馬豐縣安民鎮(zhèn)中心小學一個因父母離異而被遺棄的孩子劉爽寫給林京煌女士的信。信中說：
林阿姨您知道嗎？我叫劉爽，現在已經上4年級了，是我們班級的學習委員。過去，我無時無刻的不在想，我是一個不幸的人。怎么說呢？前幾年父母離異，把我拋棄在外婆家，外婆家的生活也并不寬裕，只是勉強地維持，我的到來又給外婆家增加了經濟負擔……可我現在不那么想了，我再也不是不幸的人了。我是一個最幸運的人，因為我有了林阿姨您這樣的好心人，是您給了我生活的勇氣，是您給了我無窮無盡的力量，使我像其他同學一樣有了快樂的童年。
1996年8月8日，在西班牙華人總會的一次聚會上，一位具有美好心靈的女性，發(fā)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講話：
在我們祖國的貧困地區(qū)，還有許許多多的孩子因為貧困而不能上學，無論什么時候，我們都不能忘了他們。50美元可以改變一個失學兒童的命運，讓我們每一個人都獻出自己的愛心吧！
在場所有的人都被她的一片真情所感動，大家都表示支持她的愛心事業(yè)。
林京煌出生于浙江青田貧苦落后的農村，1966年畢業(yè)于青田縣最高學府――青田中學。1970年她考取了青田縣師資培訓班，從此她與教育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
1970年開始她一直在青田縣山口中學擔任教師，直到1984年出國為止。林京煌女士對教育工作懷有深厚的感情，她說：“我喜歡教師這項工作，我愛那天真無邪的孩子，我至今仍然常常想起過去那段難忘的歲月”。
這正是林京煌創(chuàng)辦西班牙“希望工程”愛心委員會的淵源。
林京煌女士總是說：“我是一個平凡的女人。我原本是一個教育工作者，為了孩子為了教育，我有義務做‘希望工程’的宣傳員。”她的的確確是一個平凡的女人，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性，但是她從事的卻是一項極不平凡的工作。
林京煌女士說：“假如我們能喚起海外所有的炎黃子孫，每人都捐助一個失學兒童，讓中國所有的失學兒童都重返校園，那將是多么美好??！10年、20年之后，我們的祖國一定能躋身于世界的強國之列。”
林京煌女士告訴說：“1994年10月，我到北京去拜望全國華僑委員會的老朋友時，得知‘希望工程’需要海內外各界廣泛的支持，以資助貧困地區(qū)失學兒童重返校園的消息，我的心被感動了，我決心要為那些失學的孩子盡一份做母親的心。”她當即拿出2000美元，捐助給50個失學孩子。
1994年12月，林京煌女士在馬德里成立了“西班牙希望工程愛心委員會”，它的宗旨就是：廣泛動員和爭取旅西華僑華人對祖國“希望工程”的支持和贊助，資助中國貧困地區(qū)的失學兒童繼續(xù)學業(yè)。
1995年春節(jié)，林京煌女士給旅西僑胞發(fā)出一封公開信，信中寫道：
每逢佳節(jié)倍思親，此時此刻，我們思念著祖國，思念著祖國貧困地區(qū)的失學兒童……借此良機，我以一個女人、一個母親、一個中國人的身份，宣傳中國的“希望工程”，請您為救助中國貧困地區(qū)失學兒童奉獻一片愛心。
1996年以來，她在西班牙《歐洲華聲報》和《西華之聲》報上，又連續(xù)發(fā)表了“希望工程和愛心”、“希望書庫、歡迎捐款”、“希望工程有希望、失學兒童有未來”、“愛、是不能忘記的”等5篇系列報道。
林京煌女士和她的愛心委員會在僑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許多人給她打電話，向她表示關心和支持，有的在信中和電話中，就把林京煌女士尊敬地稱呼為“愛心女士”不少人主動把款送到林京煌女士的手中。愛心活動出現了許許多多感人的事跡。
一天，林京煌女士在使館門口準備辦事，一個陌生的男子突然走到她的面前說：“你就是林京煌女士嗎？我找你有點事。”他把她叫到一旁，就在疑惑之際，那人已從袋里摸出200美元塞進了她的手中，說：“看了你在報上寫的――‘希望工程和愛心’的文章，我們一家人都很感動，這點錢也是我們一家人對祖國失學兒童的一點心意。”
林京煌女士的心也被眼前這位陌生的人感動了。這個陌生的男人就是從畢爾巴鄂遠道而來的溫州同胞楊新鐸先生。
一天，林京煌女士接到一個電話，那人說：“我只有小學畢業(yè)，文化不好，我知道不識字該有多么苦”，“你有愛心，我也同樣有一顆愛心，我也捐100美元。”林女士向他索要他的地址時，才知道他是旅西僑胞王宇飛先生，是個工人。
徐振海還是一個年輕的孩子，他把自己節(jié)省下來的零花錢換了100美元，交給林京煌女士，托她轉給祖國的失學孩子。一個不愿公開自己名字的“黑妞”小姐寄給林京煌女士一封掛號信，信里夾了100美元，她只寫了6個字“幫助中國窮娃”。
夏蔥妹、周邦雄夫婦是林京煌女士的同學，得知林京煌女士在做“希望工程愛心委員會”的工作，感到十分高興，她們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我們支持你！”他們夫婦慷慨解囊，當即捐助希望書庫3個，折合人民幣9000元，并拿出500美元，資助10名失學孩子重返校園。
愛心委員會在創(chuàng)辦一年多來，已得到了華人社會的廣泛響應，西班牙“希望工程”愛心委員會已經向國內貧困地區(qū)捐助了6個希望書庫、資助了86名失學兒童繼續(xù)學業(yè)。
愛的漣漪還在不斷擴展，巴塞羅那和凡倫西亞等地的華僑都在積極響應，為祖國的“希望工程”進行募捐，為貧困地區(qū)的孩子奉獻自己的愛心。
楊老師真情獻愛心
1996年，時年54歲的楊平安老師，中共黨員，他在鄉(xiāng)村教育崗位已辛勤耕耘整整30年了。他敬業(yè)愛崗、任勞任怨、忘我奉獻，把自己畢生精力全部奉獻給了鄉(xiāng)村教育事業(yè)。
楊老師擁有一顆助人為樂、扶貧解難的慈愛之心。自參加“希望工程”活動以來，已結對資助16名失學兒童，捐資總額達1萬余元。同時他還志愿加入“希望工程志愿者”行列，積極動員5位親朋好友結對資助5名失學兒童。據了解，楊老師是寧波市結對資助失學兒童最多的個人，共有21名學子。
楊老師從《中國青年報》上了解到“希望工程”的宗旨后，就積極投向這一活動。他家生活并不富裕，但楊老師省吃儉用，總是將自己稿費和獎金積攢起來，結對資助貧困學生。
1996年7月，楊老師第一筆捐款就是他的兩個女兒準備為父親50歲生日祝壽辦酒的錢?，F在，他結對助學的學生除寧波地區(qū)的余姚、寧海、奉化、象山、鄞縣等地外，還有江西、陜西、貴州、青海、河北等省的失學兒童。
1998年8月，楊老師在市希望辦幫助物色下，特意趕到鄞縣姜山鎮(zhèn)，與父親亡故、母親患病的特困生黃巧燕結對子。同年9月10日教師節(jié)，他又決定以結對助學的方式慶祝自己節(jié)日。于是，慈溪市崇壽鎮(zhèn)東二小學的三年級學生鐘燕燕便成了楊老師的資助學童。1999年教師節(jié)，楊老師又同遠在千里外的貴州省鳳崗縣王寨鄉(xiāng)苗族兒童梁彪結成助學對子，從而成為楊老師第16名結對資助的特困失學兒童。
從1996年以來，楊老師每年總是利用暑寒假、雙休日以及節(jié)假日休息時間，前去探望本市結對助學的特困家庭和孩子。曾先后分別去過余姚四明山鎮(zhèn)、寧波一市鎮(zhèn)、奉化蕭王廟、象山石浦等地。
每趟去時，都給探望家庭捎去生活、學習用品和衣物、問寒問暖、了解孩子學習情況。將要告別時，楊老師不忘給每戶送上100或200元錢作為補貼家用。
每當這些家長再三感謝時，楊老師總是笑呵呵地回答說：“我不圖什么，只希望這些孩子能早日成才，為當地家鄉(xiāng)脫貧致富盡力”。
楊老師還十分關注“希望工程”的輿論宣傳對于推動該項事業(yè)發(fā)展的積極作用。1996年10月8日，楊老師在一次看報中偶然得到一個信息，正在拍攝反映我國“希望工程”題材的大型電視連續(xù)劇《同在藍天下》劇組資金缺口很大。
為此，他毅然決定并當即打電話給寧波希望辦，要求幫助向浙江青基會聯(lián)系，表示要向該劇組捐款500元意向。事后，據寧波希望辦胡奕萍說：“楊老師是全省以個人名義向該劇組第一個捐款者”。這部電視劇已于1997年6月1日在中央電視一臺黃金時間首次播映。
楊老師不但積極參與“希望工程”活動，而且有空還把所見所聞感受寫成文章。
《難忘山區(qū)讀書郎》――走訪“希望工程”受助生王寅家庭紀實文章在省、市“希望工程征文”活動中先后均獲二等獎。1999年3月25日該文又刊載在《白江教育報》上；4月榮獲中華慈善總會主辦的全國唯一慈善文化雙月刊“慈心善舉”征文優(yōu)秀作品獎第一名；5月被寧波女作家夏真編入《今日父老兄弟》紀實文集，該書被評為浙江省1999年度“五一工程”優(yōu)秀圖書。
熱心參與社會公益慈善事業(yè)也是楊平安追求的人生目標。
1998年7月向長江抗洪救災捐款200元。1999年2月8日他向市“慈善助學活動”捐款860元；9月10日教師節(jié)又向市人民教育基金會“寒窗基金”捐款200元。其實，對于“寒窗基金”的捐款自1996年8月設立起，楊老師就每年在教師節(jié)期間以這種獨特的方式捐款慶賀自己已經連續(xù)幾年，從未間斷過。
1999年，楊老師3次捐款共1160元，此外，楊老師還非常關心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工作，熱情關注下一代健康成長。
在1999年2月，他把撰寫《青少年思想品德修養(yǎng)》一書所得的全部稿費并又自己掏錢湊上1000元，購買該書500本，總價值3400余元，如數捐給寧波市，請他們轉送給市內五區(qū)和鄞縣的每所中小學贈閱，為學校黨政領導和團隊、政教等組織作為青少年思想品德修養(yǎng)教育的輔導資料和讀本。
楊平安老師五六年來，在參與“希望工程”結對助學活動中實實在在做好事、善事、他的感人事跡多次得到有關部門的嘉獎和新聞媒體宣傳報道；曾在1996年海寧區(qū)教育系統(tǒng)“十大佳事”名列榜首。當時在社會上引起較好反響。楊老師現在是海寧區(qū)教育學會會員、寧波慈善總會理事、中華讀者俱樂部協(xié)會會員。
楊老師在教書育人的工作崗位上，雖然沒有豪言壯語，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但他像一顆螺絲釘那樣，在崗位上、在事業(yè)中默默無聞地奉獻著。這就是一個共產黨員、人民教師的情懷。
撿易拉罐資助特困生
丹丹舊書包已用三年了，書包上原來新穎的草綠色已褪成了白色，背帶磨斷后又用線縫上，丹丹從不要爸爸給她換新書包，她知道家里沒有錢。
時年12歲的丹丹出生在修武縣周莊鄉(xiāng)馬莊村。1989年，丹丹的母親因腦溢血病逝，家里剩下了年邁多病的爺爺、奶奶和下肢殘疾的爸爸及剛剛3歲的小丹丹。
8歲那年，丹丹背著奶奶用22塊布縫制的書包上學了。為給孫女籌集學費，患心臟病的奶奶不敢花錢看病。爸爸整日一瘸一拐地到地里干活。
懂事的丹丹從不敢奢望有身漂亮的衣服或者一只嶄新的鋼筆。在學校，丹丹用功學習，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今年四年級期末考試，丹丹考了個第二名。她還是學校少先隊的中隊長。放學回家后，丹丹幫奶奶干家務活，想方設法讓一家人高興。為節(jié)約電費，丹丹常常將作業(yè)拿到同學家里去寫。
從1998年8月開始，爺爺的肺病也越來越重，每日不停地咳嗽。丹丹給爺爺做飯、喂藥、洗衣服，半夜里起來給爺爺請醫(yī)生。
9月初，剛上五年級的丹丹接到一封信，信是焦作市焦東路小學寄來的。丹丹一家人從信上知道，該校六年級7班的71名學生用4000個易拉罐換來400元錢，資助她上學，看著這封信，全家人都哭了。
9月17日，也就是接到助學金的第三天，躺在病床上的爺爺喚來小丹丹和殘疾兒子，老人用微弱的聲音說：“丹丹上學不愁了，我死也合眼了。記住是誰救了咱家……”丹丹不停地點著頭，淚水大滴大滴掉下來。當晚10時，老人永遠地閉上了眼睛。
說到焦作市焦東路小學六年級七班學生撿易拉罐資助小丹丹的動人故事，人們都贊不絕口。1997年，他們班的衛(wèi)生區(qū)分到學校垃圾箱附近，班主任應立芳老師眼睛一亮，對同學們說：“我們把易拉罐揀出來賣掉，不就有班費了？”
同學們聽了，十分積極地打掃起來，同時易拉罐被一個個揀出來，放到班里的紅塑料桶里。一個易拉罐賣了1角錢。就這樣，1角、2角，1元、2元，慢慢地積攢了十幾元，應老師以“班七”的戶名存到了附近一家儲蓄所里。
1997年，“希望工程”在焦作轟轟烈烈地開展。應老師和全班同學商量，用撿易拉罐的錢資助一名特困生，這個建議立即得到了全班同學的響應。
同學們從校內撿到了家里，撿到了大街上，蔣星潤的媽媽知道兒子班里的“易拉罐行動”后，每當家里的客人喝過飲料，她都要幫兒子把易拉罐收集到袋子里。
王雯有一次在東方紅廣場上玩，看到一個小孩正在喝飲料，她一直等那個小孩扔掉易拉罐，然后跑過去撿起來。
到五年級下學期結束，全班共用易拉罐換了200多元，但按“希望工程”要求，資助一個特困生需400元，還差100多元，怎么辦？同學們主動提出在暑假里撿易拉罐。黃璜到沁陽走親戚，撿回了十幾個易拉罐；劉棟回老家漯河，跟爺爺一起下地干活，在地頭發(fā)現了五六個易拉罐，他美滋滋地帶回了焦作。
8月30日上午，同學們來學校報道：大家你一元我一元，把暑假撿易拉罐的錢交給了應老師，全班終于湊足了400元錢。與此同時，班主任應老師在焦作市團委“希望工程”辦公室看到了馬丹丹的名字。
回到班里以后，她給同學們講了馬丹丹的事，全班同學一致同意資助馬丹丹。同學們還給馬丹丹寫了封信，信中說：
丹丹同學，我們非常同情你的遭遇，也很羨慕你的學習成績。當你學習上遇到困難時，可以來信告訴我們，我們一定會幫助你，愿我們成為好朋友……
9月1日，應老師代表全班71名同學將易拉罐換來的400元錢交給了焦作市團委“希望工程”辦公室負責人，并領回一本“希望工程”結對資助證書。
助學行動效果顯著
在祖國南疆竹林邊，一位毛南族少年時常遙望北方，雪花的故鄉(xiāng)和那位心靈比雪花還善良的阿姨令他心馳神往……
阿姨：
又寫信打擾您了，請原諒。光陰似箭，轉眼間，我已小學畢業(yè)，我以語文76分、數學93分的成績，被本鄉(xiāng)中學錄取，離開學時間只有20多天了。今年，我們這兒天氣不好，風大、雨多，糧食又減產了。父親打工掙的錢養(yǎng)家糊口都困難，不能供我上中學，我再也沒有機會上學讀書了。謝謝阿姨這些年對我的資助，讓我完成了小學學業(yè)。您對我的恩德，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1998年8月初的一天，在中國銀行松原支行營業(yè)部工作的王懿收到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環(huán)江毛南縣下南鄉(xiāng)景陽小學毛南族少年譚華東的來信。接到來信后，王懿徹夜難眠，往事一幕幕又浮現在眼前：
那是1992年隆冬時節(jié)，在吉林銀行學校上學的王懿和父母到扶余縣老家去探親，王懿的堂兄弟姐妹圍在她身邊問這問那，從他們的目光中，王懿看到了他們對她的羨慕。他們中多數人因家里貧困只完成了小學學業(yè)。
從老家回來后，王懿腦海中不時浮現出堂兄弟姐妹們含淚的眼睛，她暗下決心，以后有機會，一定要盡自己的力量幫助那些失學兒童，讓他們早日回到課堂。
1994年，王懿畢業(yè)后被分配到中國銀行松原支行工作。她把第一個月的工資存入銀行，并把自己想捐助失學兒童的計劃告訴了父母，得到了母親的大力支持。
同年8月，她給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寫信，參加了“希望工程1＋1助學行動”，和廣西環(huán)江毛南縣下南鄉(xiāng)景陽小學一年級學生譚華東結成“對子”。
譚華東的家鄉(xiāng)是個貧困山區(qū)，那里不通公路，從家到鄉(xiāng)政府所在地要步行幾十公里山路。由于連年受災，糧食減產，譚華東一家5口生活非常困難。正當他無錢交學費，面臨輟學困境時，收到了王懿阿姨寄去的資助款。
“希望工程”，猶如亮麗的彩虹，連接著北國南疆。從1994年到1998年，王懿省吃儉用，共寄了1000多元給譚華東，直到他拿到小學畢業(yè)證書。
這次收到譚華東的來信后，王懿和愛人商量決定，繼續(xù)資助他。于是，王懿東挪西借，湊了500元學費寄給譚華東。
王懿并不富裕，年邁的公公長年有病，她還要負責妹妹和小叔子上大學的部分費用，家里至今還欠著幾千元的債，但她說，如果譚華東能考上高中、大學，還盡全力幫助他。
今年春節(jié)剛過，王懿收到了廣西寄來的包裹，里面是小米、清豆和豇豆。譚華東在信中說：
王阿姨，春節(jié)到了，我沒有什么禮物送給您，寄去一點兒家鄉(xiāng)的土產，表示我們全家人對您的敬意。您對我這個窮孩子比我親生父母還要親。我一定努力學習，爭取考入北方的大學，去看看北國那飄舞的雪花和心靈比雪圣潔的善良阿姨……
鄭老伯建立希望小學
羊城鐵路總公司78歲的退休老工人鄭名爵，將畢生積蓄20萬元捐給“希望工程”建立小學！
鄭名爵老人絕不是有錢人家，他的8個兒女中就有3個下崗。全家被老人家的想法嚇了一跳：“阿爸，我們不是有錢人家，8兄妹有3個下崗！”
“你們如果沒本事，我留多多銀紙（鈔票）也會坐食山空；你們如果夠‘叻’（出息），留錢給你們就更沒什么用了。再說，這也是她生前的心愿。”
“她”――與鄭老伯攜手走過55年人生路的妻子，名叫鄧玉蓮，是個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的家庭婦女。而今，以她名字命名的希望小學已是桃李滿園，成為粵北樂昌市樂城鎮(zhèn)規(guī)模最大的小學之一……
鄧老太年輕時是樂昌的一個農家女。因為家窮，這個聰慧的女孩8歲就“撐起一頭家”。每天放牛路過村里的私塾，她都忍不住往里面張望又張望。沒文化，成了她終生的遺憾。
19歲，她嫁給了在附近鐵路當學徒的鄭名爵，后來隨夫進了城，因為不識字，只能在家當家庭主婦。“她是個性格爽朗的女子，為人特別熱心，在居委會義務當了幾十年的治保主任，街坊的事就當成自己的事”，鄭老伯說起愛妻總是滔滔不絕。
20世紀80年代初，鄭老伯退了休。兩老口閑不住，一合計，就領牌開了個小店賣早餐。
從此，凌晨3點多就得爬起來，一個起爐，一個騎著單車趕早市買牛腩回來煲。鄭老伯捐出去的錢，就是那幾年攢下的。用兒女話來說：“沒有一分不是辛苦錢。”
1998年10月，鄧老太突然腦溢血不治。愛妻的音容笑貌總在鄭老伯腦子里盤旋：“她總是說，我走了以后，就不給孩子們留錢財了，把錢捐給兒童福利院或者老人院之類的，可以多些人受益。”
鄭老伯總覺得該為操勞一輩子的妻子做點什么。思慮良久，他想到了“希望工程”――妻子沒上過一天學，這是她最大的遺憾，如果能把錢捐給“希望工程”，扶助失學兒童，不是圓了她的夢嗎？
一打定主意，鄭老伯主動致電廣東“希望工程”辦公室。新鮮！商賈名流捐錢不出奇，一個普通的退休工人一次捐出20萬，這在全國也鮮有所聞！
一切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著：“希望工程”辦公室聯(lián)系了樂昌方面，當地政府十分感動。后面的事全是“一路綠燈”，從征地、報建、增撥款項，甚至出設計圖，一個多星期就“搞掂”。
1999年7月3日，老伯在兩個女兒陪同下，執(zhí)鍬奠基。工程每邁進一步，樂昌那邊就會寄來照片。
鄭老伯看著自己和亡妻的夢想一天一天成形，夢里都在笑。老人還打聽到，原來的小學沒條件開設音樂課，于是又專門買了一架鋼琴，準備待學校落成時送去。
1999年的最后一天，是這個普通工人家庭最榮耀的日子――那座4層樓高的現代化教學樓在這天落成，鄭家20多口人帶著鋼琴浩浩蕩蕩趕赴樂昌。
“值，太值了！這棟樓多少代人可以受益呀，比我鄭家一家花掉要劃算多了。”鄭老伯說。
做了這件大好事，鄭老伯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他被評為全國“希望工程貢獻獎”獲得者，此事才漸為人知。
但為人低調的他，多次拒絕媒介采訪，因是《羊城晚報》多年忠實讀者，老人才同意和記者“聊聊天”。
老人已經80歲，身體不太好，高血壓、心臟病，還有肺氣腫，可思維清晰，口齒清楚。問他那棟新教學樓有多大，他脫口而出：“825平方米。”
跟他一起住的女兒說，平時老人看病花多點錢都心疼，捐錢給“希望工程”卻大方得很。
老人還準備捐出最后一點“棺材本”，結果連“希望工程”人員都反對起來：“您還是先留著養(yǎng)老吧！”
他把出席學校落成儀式的照片曬了一套，8個子女一家一套，“這是我留給他們唯一的財富”。
“希望工程貢獻獎”的獎牌，學校孩子們寄來的賀卡，張老伯都把他和妻子生前的照片放在一個小柜子里，他說：“孩子們寫的東西，她是讀不懂的；不過那份心意，她肯定收得到……”
古稀僑胞撒播希望種子
1999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之時，天安門廣場的觀禮臺上，坐著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旁邊是她的丈夫。
眼望受閱部隊和群眾游行隊伍強大的陣容，整齊的隊列，雄壯的步伐，老人再也無法控制激動的淚水。這兩位應邀嘉賓便是法國華僑教育基金會會長汪漱芬女士和她的丈夫讓?馬里?艾昂。
汪漱芬怎能不激動呢？50年前的這一天，當第一面鮮艷的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升起的時候，在巴黎音樂學院學習聲樂的這個上海姑娘和許多留法學子聚集在埃菲爾鐵塔下，眼含熱淚一遍又一遍地高唱《松花江上》等愛國歌曲。
那是1951年國慶節(jié)前夕，汪漱芬舍棄摘取世界聲樂頂峰桂冠的機會，踏上了歸國參加和平建設的路程?；貒院?，她本來可以在上?；虮本┑臉穲F擔任主要演員，但聽說大西北需要音樂教師后，義無反顧地報名到了蘭州，在西北師范學院藝術系執(zhí)教。行李還在墻角堆放著，她的身影已出現在講臺上。
面對這些身穿粗布衣、連簡譜都不識的窮學生，汪漱芬一遍一遍地教，立志把他們培養(yǎng)成出色的歌唱家和音樂教師。多少個風晨雨夕，在波濤洶涌的黃河岸邊，在光禿禿的皋蘭山下，她不知疲倦地為學生輔導，為了祖國的教育事業(yè)，她幾乎忘掉一切。
有一次她發(fā)著高燒登上講臺，以致流產。1963年，她的聲帶受損赴法治療，醫(yī)生鑒定她再也無法重上講壇，她這才不得不留在法國定居。
在30多年的海外生活中，汪漱芬念念不忘祖國建設，始終關心中國的進步與發(fā)展，熱心中法兩國的文化交流和公益事業(yè)。
1989年10月，她應邀回國參加建國40周年的觀禮。祖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令她歡欣鼓舞，她同時痛切地感到，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狠抓教育，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
1991年她到江蘇、安徽等貧困地區(qū)考察，目睹許多乞求入學的兒童，使她心酸落淚。經她倡議和籌備，1992年，法國華僑教育基金會正式成立，汪漱芬出任會長。她在簡陋的辦公室墻上掛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促進教育振興中華”的條幅以及介紹“希望工程”的照片。
為了表達自己的心愿，基金會剛成立一個月，她便變賣古畫和首飾，向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慷慨解囊，帶頭捐出20萬元人民幣，資助10個省的1000名失學兒童復學，直至讀到小學畢業(yè)。
1995年9月，汪漱芬傾其積蓄40萬元人民幣，在四川省興文縣建起一所希望小學。為紀念她的高風亮節(jié)，當地政府建議將學校命名為“汪漱芬小學”，但她執(zhí)意不肯，堅持叫“法國華僑教育基金會第一小學”。
汪漱芬四處奔波，前往美國、英國和香港等地，喚起海外熱心祖國教育的仁人志士，共同為集資建校作貢獻。在短短7年中，汪漱芬先后集資在四川宜賓屏山縣、重慶市梁平縣、四川內江東興區(qū)、湖北通城縣、北京市延慶縣、四川雅安地區(qū)建成8所現代化的希望學校，解決了上萬名貧困地區(qū)兒童的入學問題。
每所學校不僅都有她出的資金，而且凝聚了汪漱芬的心血和汗水。她把建校經費精打細算都用在刀刃上，基金會的日常開支和回國參加開學典禮的旅費沒花過集資的一分錢。
汪漱芬女士為振興祖國教育事業(yè)，默默奉獻的愛國精神，不僅感動了許多旅法的華僑華人，更感動了她的丈夫艾昂。沒有丈夫精神和資金方面的大力支持，她是無法做到這一切的。
艾昂是法國的建筑工程師，雖然已經退休，還經常找些活干，以便掙錢在經濟上支持妻子?；饡碾娫拏髡尜M每個月就四五千法郎，艾昂都如數支付。汪女士年老多病，家住巴黎遠郊，到教育基金會上班不便，都是丈夫車接車送。
1998年，我國部分地區(qū)遭受特大洪澇災害，在基金會向受災地區(qū)捐贈的12萬法郎里，也有艾昂捐出的5000法郎。在基金會與四川簽訂捐建第七所希望小學的協(xié)議后，汪女士告訴艾昂支付第一期建設資金遇到困難，他二話沒說拿出3000美元旅行支票，補足了缺額的部分。
汪漱芬用點點心血播下的“希望”種子，已經在祖國的大地上發(fā)芽成長并開花結果。在她捐助的8所小學所在地區(qū)，兒童入學率幾乎達到100％。
那些年，汪漱芬收到近千封學生的來信，孩子們都親切地稱她“汪奶奶”，有的還寄來了考試成績。在汪女士愛國精神的感動下，這些學校的老師愛崗敬業(yè)，學生學習刻苦努力，學校會考成績名列前茅。
愛心是灑向荒漠的甘霖，愛心是五彩的夢幻，愛心是人類最美好的理想。
為了解決華僑華人子女學習中文的難題，已經77歲高齡的汪漱芬并沒有歇息，她又為在巴黎修建一所中文學校而奔波、操勞……
國際友人關注支持
中國的“希望工程”也獲得了許多的國際友人的關注和支持。
為了推動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更廣泛地宣傳“希望工程”，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日本共同通信社和日本安部牡丹園決定在中國和日本共同舉辦“中國的四季”美術展。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組委會共收到包括臺灣籍畫家在內的全國各地畫家創(chuàng)作的2400余幅中國畫和油畫作品。經中日雙方專家的共同評定，選出120幅作為獲獎作品參加展覽。
1991年10月18日至23日，“中國的四季”美術展在日本東京上野之森美術館盛大開幕。期間，中日各新聞單位都突出宣傳了“希望工程”。日本共同通信社還在畫展開幕之前赴廣西采訪“希望工程”，在開幕后連續(xù)三天發(fā)表了配圖片的系列紀實消息，引起極大反響。
安部牡丹國社長安部功，為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捐出1億日元，以支持“希望工程”和中國基礎教育的發(fā)展。
2002年2月24日至3月1日，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為“希望工程”舉辦義賣周。義賣周期間，公司所屬的4家餐廳均懸掛“為了孩子、為了未來”大幅宣傳廣告，向顧客分送“希望工程”材料。
3月10日，肯德基國際公司亞太區(qū)總裁特意趕到北京，將義賣周利潤10萬元人民幣和國際公司5萬美元，贈送給基金會。
北京肯德基公司的260名員工每人還從個人收入中捐贈40元。他們同時宣布：
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每位員工每年都將擔負起貧困地區(qū)一名少年兒童的學雜費，并將此內容寫入《員工守則》，這將成為今后招收新員工的標準之一。
4月20日，“百萬愛心行動”計劃實施的第四天。正在華旅游的美國退休軍人白士那，費了一番周折，找到了基金會。
“外國人可以參與這項活動嗎？”白士那問基金會的工作人員。
當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白士那對工作人員說：“我曾經是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隊員，1945年在天津服役。我一直對貴國充滿著友好之感，看到你們的宣傳材料，得悉貴國還有那么多孩子因為貧困而不能上學，十分痛心。我決定先救助兩名孩子。”
這位老人當時已經70歲了，還表示要同有關部門聯(lián)系，到一所小學當英文教師，為中國的教育作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
也是一位老人，他是日本仙臺市的佐騰富太郎先生。二次世界大戰(zhàn)日軍侵華期間，作為一名士兵曾隨軍赴華作戰(zhàn)。到了晚年，當想起戰(zhàn)時的一幕幕，萬分愧疚，深感對不起中國人民。
2001年老人得重病，曾有意愿將自己的部分遺產贈送給中國。后老人聽好友三津木先生，即日本創(chuàng)作學會副會長，介紹中國貧困地區(qū)失學兒童的情況，當即決定將這筆遺產捐給“希望工程”。2002年4月25日，老人去世，他的兒子佐騰賀夫函寄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轉達了父親的臨終遺愿。
貝爾是美國的一名熱心的社會活動家、一名退休校長。他曾經在貝魯特的戰(zhàn)火中援救過受傷的兒童，曾遠渡到英國參加抗議種族隔離的集會。他還是獅子會的成員，在全世界獅子會中享有很高的名譽，他被人們稱為“人民大使”。
他曾給基金會寄來50美元，以支持“希望工程”。最近，當聽到“希望工程――百萬愛心行動”后，又寄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
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
我如今對你們的活動依然滿懷熱情。這是一項對失學兒童充滿著感情和愛心的事業(yè)。如果沒有這項事業(yè)，這些孩子將面對一個沒有光明的世界，我將盡我所能來繼續(xù)幫助你們。
……
聞悉你們開展“百萬愛心行動”，十分興奮！與每個失學孩子結對子是一個偉大的想法。“百萬愛心行動”如果能把我包括進去，我將深深地投入于此并去鼓勵更多的美國人來參加這項活動。我可不可以在美國做個協(xié)調人？對這些需要幫助的孩子，我心里充滿了愛心和希望。我現在與中國的許多人有聯(lián)系，但如能與我?guī)椭暮⒆油ㄐ艑⑹俏胰松杏忠淮慰鞓返慕洑v。
請寄給我兩張申請卡，我自愿為中國的兩個孩子提供5年的書雜費，屆時，我將把他們視為自己的家庭成員。如果你們同意我在美為你們做些工作，請多寄給我一些申請卡。我決心幫助中國的孩子們，使他們成為品德良好的人，成為他們的偉大祖國的忠誠的兒女。
真誠地祝你們成功！
貝爾
1992．5．14
“世界上的人民與社會如能團結一致，那么，整個世界將會完全不一樣！”這是貝爾先生的一句名言。
愿全世界兒童都能享受受教育的權利！
中南海的愛心行動
“希望工程――百萬愛心行動”傳進中南海，同時牽動著中央領導同志和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心。江澤民、楊尚昆、李鵬、鄧穎超、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huán)、丁關根、薄一波、宋任窮、劉瀾濤、溫家寶、彭沖、方毅、倪志福等都給予充分肯定，并帶頭捐了錢。
2002年5月18日，兩位解放軍戰(zhàn)士來到基金會，捐了3000元。請他們留名，他們說什么也不肯。工作人員告訴他們，這是這里的規(guī)定。實在無法推辭，他們說：非要寫，你們就寫上“一名老共產黨員”吧。
兩位戰(zhàn)士走后，他們悄悄跟了出去，記下了停在遠處的小車的車牌。通過有關部門，終于了解到這名老共產黨員是鄧小平同志。
鄧穎超同志是在病中聽到“百萬愛心行動”的，這位無私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人民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實在已經沒有什么家底、拿不出多少錢來了，但是，她還是讓秘書趙偉代捐了1000元。
95歲的帥孟奇老人，兩年前已經為“希望工程”捐了2000元，這次又捐了500元。她表示，自己百年之后，要將全部財產都捐贈給青少年教育事業(yè)。
從資深老同志到剛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生，從部長到普通的工作人員，每一筆捐款都飽含著一片深情，都有一個感人的故事。
中華全國總工會老干部侯一，獻出了一張珍藏半個多世紀的人民銀行現金存折。這不是一件一般的遺物，這是她姐姐王玉烈士1940年9月英勇就義后，當地黨組織在環(huán)境極其殘酷，經濟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派人帶給烈士母親的200元撫恤金。
為了紀念犧牲的女兒，老人家把這筆錢收藏起來，無論生活怎樣艱難，從未動過分文。1954年老人去世前，將這筆錢轉交給侯一。
侯一動情地說：“我家兩代人將這筆錢精心保存到現在，它記載著一位年輕的共產黨員為國捐軀英勇就義的歷史，告訴我們人民江山來之不易。我年事已高，身體又不好，現在把這筆錢捐獻出來，希望把它用在‘緬懷烈士、教育后人’的事業(yè)上。”
團委的同志征詢她的意見，是否同意把這筆錢轉贈給延安，用于創(chuàng)辦“希望小學”。侯一高興地說：“把這筆錢用在支援革命老區(qū)的教育事業(yè)上，我非常擁護，這也是用得最合適的地方。”
中國標準出版社離休干部韋樸，為“希望工程”捐資600元，以此來紀念她和姐姐何維文參加革命整整50年生涯。
韋樸1942年參加革命，曾有過出生入死的戰(zhàn)斗經歷。1946年冬，在一次戰(zhàn)斗中身負重傷，轉移時已奄奄一息。當晚停息在老鄉(xiāng)家，夜里房東大娘給了她一碗米湯喝，使她起死回生。
后來才知道，這碗米湯是大娘得了孫子，給產婦做的，勻出了一碗給了她，救了她一命。當時因為昏迷，未看清大娘的面孔，也未能道一聲謝，但老區(qū)人民的恩情卻令她終生難忘。
“一想到老區(qū)人民現在還那么窮，一想到老區(qū)現在還有那么多的孩子上不了學，心情就難以平靜。”韋樸說，“給老區(qū)人民一些支援，讓那些可憐的孩子重返校園，我們責無旁貸。”
百萬愛心在行動。
社會各界紛紛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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