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深入調查

●劉少奇用地道的寧鄉(xiāng)腔懇求道：“我給大家行個鞠躬禮，敬請大家對我講點真話，反映點真實情況好不好？”

●周恩來聽了很受感動，說：“二廷，你是我下來遇到的第一個敢講真話的人。你們批評很對，我很難過。上邊不了解情況，下邊亂指揮，搞得你們減了產，生活困難，怎么不難過？”

●朱德在信中說：“食堂辦不好，生產隊受影響；領導還叫干，群眾有意見。”

● 深入調查劉少奇在湖南家鄉(xiāng)調查

在毛澤東的帶動下，中共中央其他負責人從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時間，先后深入農村社隊進行調查研究。

1961年3月，廣州會議一結束，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就帶領工作組，在湖南長沙、湘潭、寧鄉(xiāng)等縣農村作了44天的調查。

在此期間，劉少奇連續(xù)召開各種座談會，找人個別談話，了解幾年來農村的真實情況。

劉少奇先是在長沙、寧鄉(xiāng)，聽取中央調查組的匯報，聽的情況雖比在北京多了一些，但仍是真真假假。

于是，劉少奇又親自來到長沙縣當時樹立的一個典型大隊作實地調查。哪知這個大隊被人統(tǒng)一了口徑，前來參加會的人，都異口同聲，歌功誦德地說假話。

在會場上，人們數著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這樣好、那樣好。群眾說著，劉少奇聽著。

可這和看到的并不一樣，在來湖南的路上，目光所及，是荒涼的田野，饑餓的人群，婦女們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在樹下采樹葉。會場上卻又聽到這個大隊的干部、黨員言不由衷，睜著眼睛說假話，劉少奇心里非常的不是滋味。

劉少奇從桌邊站起來，摘下青呢帽，露出滿頭銀發(fā)，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個躬，用地道的寧鄉(xiāng)腔懇求道：“我給大家行個鞠躬禮，敬請大家對我講點真話，反映點真實情況好不好？”

會場霎時靜下來，大家面面相?，眼里盈滿淚水，卻不知所措。盡管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的禮，可在那樣的年代里，沒有人敢說出更多的不是。面對人民，他感到了惆悵，更感到了責任的重大。

帶著疑慮的劉少奇，于5月初回到了闊別40年的家鄉(xiāng)寧鄉(xiāng)縣花明樓炭子沖。他沒有驚動區(qū)社干部和鄰里鄉(xiāng)親，就在自己出生的房間里，搭起了一個臨時床鋪，把一張陳列用的舊木桌，收拾了一下，當辦公桌。

第二天，劉少奇讓隨從人員請來了老朋友成二爺和黃老伯等一些鄉(xiāng)親，讓他們談談家鄉(xiāng)情況，說說心里話，

這一天，在炭子沖劉少奇舊居的堂屋中，坐滿了男女老少一屋子人。他們是當地的農民和基層干部。劉少奇把鄉(xiāng)親們迎進屋，給他們讓座、遞煙。問道：“田里忙不忙？”

幾個農民答：“正在插秧。”

劉少奇說：“我將近40年沒有回家鄉(xiāng)了，很想回來看看?；貋砹?，看到鄉(xiāng)親們的生活很苦。我們工作做得不好，對不起你們。”

講到這里，劉少奇停了一下，又接著說道：“鄉(xiāng)親們談談看，社員的生活比1957年是好了還是差了呢？不是好，是差了吧？生產比以前降低了！是這樣，就承認這個現實。”

農民一致說道：“生產是降低了，生活差了。”

劉少奇說：“什么原因呢？為什么生產降低了，生活差了？有人說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災，恐怕旱有一點影響，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錯誤，工作做得不好。是不是完全怪生產大隊干部呢？也不能完全由他們負責，上邊要負主要責任。根子還在中央。”

劉少奇又問：“你們食堂散沒散？”

農民們回答：“散的多。”

劉少奇說：“食堂情況，以前我們也不清楚，講食堂有優(yōu)越性，可以節(jié)省勞力，解放婦女等。下來一看，不是那么回事。食堂沒有優(yōu)越性，不節(jié)省勞動力，不節(jié)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勉強維持下去沒有好處。已經浪費幾年了，不能再浪費下去了。食堂一散，有些社員有困難，沒有鍋子、鏟子、壇壇罐罐，回家做飯怎么辦？要趕快生產這些東西。”

農民們很關心的一個問題是：“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戶？”

劉少奇說：“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散，分田到戶不行。有些零星生產可以包產到戶，如田膛，可以包產到戶。”

劉少奇問農民們：“荒地是不是可以包產到戶？”

農民說：“包產到戶要好些。”

劉少奇說：“收入要交一點給生產隊，剩下的是自己的，社員有了就好。”

談話中，農民們流露了對房子的關心。劉少奇非常體諒地說道：“一個屋場住那么多戶，沒地方打灶。房子不確定，社員的很多事情不能定，自留地不能定，養(yǎng)豬喂雞也難辦，廁所也不好定，生產就不放心。有一些是公家占用的房子，如銀行、供銷社、學校、公社和大隊辦公室、工廠、豬場等，都要擠一下，把多占用的房子退出來給社員住。

我的舊居紀念館，我?guī)状螌懶耪f不要搞，結果還是搞了。這個房子應該退出來，分幾戶到這里來住，我家的親屬不要來住。”

劉少奇還談了農民十分關心的退賠問題。

劉少奇說：

關于退賠問題，《十二條》講了，到底退賠得怎樣？我看一般是差得很遠。聽說你們有一條規(guī)定，丟失的東西要有證明才準登記。搞亂了，哪里去找證明呢？這個賬要一戶一戶地結。這個賬要記住。賠清以后，立塊碑，或寫一個大單子，掛在公社里。不要半途而廢，馬馬虎虎了事，要扎扎實實算一回賬，算得疼一點，疼幾年。這次教訓很深刻，要子子孫孫傳下去，以后再也不要犯這個錯誤。

劉少奇還問道：“大隊有沒有管理委員會？”

農民回答說：“有。”

劉少奇又問：“主要是支部管事還是管理委員會管事？開過管理委員會嗎？”

農民回答：“開過。”

劉少奇說：“兩個都要管事，辦事要講民主，我同幾個人談過話，看來他們不大敢講話，不知是什么原因。整人，這個風氣不好。人都不敢講話，那怎么能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呢？

要實行真正民主，就要社員當家做主。干部是社員的勤務員，應該好好為社員辦事。要記住，多數社員認為不能辦的事，就不要辦。”

接著，5月8日，劉少奇從炭子沖老家步行10多公里，來到了趙家沖看望大姐劉紹德。

劉少奇只有這一個姐姐。有一次，她給劉少奇寫信說：“我在塘邊，一邊打水一邊想，我弟弟在北京做大官，可是我在這里打水。”

劉少奇在回信中說：“看到你的信，知道你在打水，在勞動，靠勞動生活，我感到光榮。”

這次來到姐姐家，看到姐姐的生活也不如意，但他還是鼓勵姐姐作一個勞動者。

劉少奇在姐姐住的趙家沖，遍訪了那個屋場所有社員的家庭。他看到農民家中的油鹽罐里只有鹽沒有油。他在小山坡上特意用腳搓開路旁一攤已經風干的人糞，看看里面究竟是些什么，發(fā)現里頭很多是粗纖維，這是糧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結果。

他調查旱情，詢問他年輕時熟悉的一些水塘一年來水位的高低，和過去比，知道旱情并不嚴重。他聽說許多社員因辦食堂、養(yǎng)豬場而多次搬家。很感慨地說：群眾連個安定的住處也沒有，這怎么行呢？我們是共產黨??！周恩來到河北邯鄲調查

1961年4月年下旬，周恩來來到河北省邯鄲專區(qū)農村調查。周恩來原先曾多次到過邯鄲，但此次邯鄲之行卻是他心情最沉重的一次。

邯鄲位于河北省南部。1961年春天的邯鄲，比想像的還要貧窮得多，連路邊的樹都只有樹枝，沒有樹葉。

在邯鄲專區(qū)武安縣的伯延公社，周恩來問：“樹葉哪兒去了？”

陪同的干部擔心總理操心太多，不忍實話實說，就說：“被羊吃了。”

正巧這話被路邊一位放羊的女孩兒聽到了。女孩兒反駁：“羊能上樹嗎？”

無需再說什么了，周恩來沒有批評陪同的干部。三年自然災害對于一個建國10年、百業(yè)待建的大國而言，無疑于雪上加霜。

其間，中共中央有規(guī)定，在經濟狀況沒有好轉之前，領導人帶頭不吃肉、蛋、禽，武安的公社干部們不敢破這個規(guī)定。但總理來了，他們一是不忍心讓總理喝玉米面糊糊，另一方面又擔心挨批評。于是公社食堂拿出最好的糧食招待總理：午餐桌上有饅頭、紅薯和面條，另有幾個素菜。這樣的待遇在當時來說是豐盛的了。

周恩來心中有數，第二天他要求到一個大隊的食堂去吃飯，由于公社干部事先打了招呼，等周恩來他們去時，社員們全都提前打了飯走了。結果大隊這頓飯吃的和公社一樣。

第三天周恩來又換了一個食堂，干部們在沒準備的情況下，把總理帶到先鋒街大隊的第六食堂，在同食堂的炊事員聊天的過程中，周恩來掀開鍋蓋一看，只有一點吃剩的玉米面糊糊。于是周恩來盛了玉米面糊糊就著咸菜吃了起來。

5月4日下午，周恩來召開了由先鋒、勝利兩個大隊干部及部分小隊干部和社員代表參加的座談會。

當時，社員群眾最關心的問題是食堂。開座談會時，社員們不敢說食堂不好，不少人都違心地說食堂好，因為當時把食堂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標志，誰說食堂不好，就是挖社會主義墻角。

周恩來看到這種情形時說：“我叫周恩來，你們看跟墻上掛的像一樣吧？這次來就是要聽你們的心里話，有話只管說，有問題只管提，錯了也不要緊的。”

周恩來問坐在一邊的張二廷：“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說話？”

張二廷猛地站起來說：“總理，你叫說真話，還是說假話？”

“當然是說真話。”

“要說真話，那剛才說食堂好的那些話，都是假話。食堂好，食堂吃不飽。”

周恩來問：“為什么吃不飽？”

張二廷說：“總理你算算，一共幾兩指標，司務長、炊事員多吃點，他們的孩子老婆爹娘老子多吃點，干部再多吃點，還能剩幾兩？最多剩三四兩，還能吃飽？要是自己做，糠糠菜菜，湯湯水水就能糊弄飽。你別看我死了老婆，孩子們又多，我也愿意自己做著吃。”

周恩來對張二廷的話很贊賞。

座談中群眾談到，吃不飽，不少人浮腫，勞動沒有勁，牲畜瘦得風能刮倒，干部作風浮夸，生產搞得不好，周恩來細心地傾聽。

張二廷對總理說：“總理，這樣糊弄下去，你再遲兩年不下來，連你也吃不上飯了。”

聽了這話，周恩來好像受到很大刺激。他仰起頭，好一會什么話也沒講，會場格外寂靜，一聲咳嗽都沒有。

過了一陣，周恩來問二廷：“你為什么說再過兩年不下來，我也沒飯吃？”

二廷說：“我們吃不飽，干活沒有勁，地里就不打糧食，長的那點糧食還不夠俺生啃著吃，哪有糧食交國家？一年不交，國庫有。兩年不交，國庫有。三年不交，國庫也就沒有了。國庫沒有了糧食，你還能不挨餓？”

周恩來聽了很受感動，說：“二廷，你是我下來遇到的第一個敢講真話的人。你們批評得很對，我很難過。上邊不了解情況，下邊亂指揮，搞得你們減了產，生活困難，怎么不難過。”

周恩來又說：“我周恩來走南闖北很少有人說住我，今天你算是說住我了。好，二廷，咱倆交個朋友吧。”

座談會散后，有人對二廷說：“你的嘴沒把門，亂放炮，總理在沒事，總理走了，還不把你抓起來？”

二廷聽了這些議論，心里很不自在，第二天早飯后躺在炕上，想心事。突然總理來了，他趕緊爬起來：“總理快請坐。”

周恩來坐在炕沿上，看了看躺在炕上的幾個孩子，一邊撫摸著孩子的頭，一邊問：“二廷，幾個孩子？”

“4個”。

“大的大，小的小，夠累的。”

二廷連聲說：“不累，不累，總理管國家大事才累呢。”

“你又當爸，又當媽，顧不過來，這樣吧，我給你帶走個女兒，養(yǎng)大后再送回來。”

二廷忙說：“總理，哪能麻煩你，我養(yǎng)得過來。”說著說著，不由掉下淚來。

這天下午開座談會，二廷上自留地栽紅薯，去得晚了些。

周恩來說：“二廷，你來得晚，要好好說。”

二廷說：“我感冒帶疲勞，讓別人說吧。”

周恩來說：“你一不感冒，二不疲勞，我看你是有了糊涂思想啦。得先給你治治思想病，不然你不敢說了。”

二廷說：“是啊，總理光叫我說。你走了，區(qū)、公社干部還不給我小鞋穿？鬧不好，還不去推磨(即勞改)？”

“那不行。”

“那怎么不行，他們不抓我現在說的話，抓別的事，也能整我。”

這時，周恩來面向公社書記韓玉林說：“我以后每年都要派人來，要是看不到二廷，就朝你要人。”

在5月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周恩來這么評價張二廷的話：

這段話對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動，當時在場的地委干部聽了以后說這個人是落后分子，我跟他們說，這個社員說得是真理！一個農民能把我們看做他自己的人才會說這樣的話。這是一針見血！

周恩來調查中發(fā)現，不少社員對公社食堂很不滿。

5月7日3時，周恩來在下榻處給在上海的毛澤東打電話匯報了調查的情況。周恩來在電話中說：

我到邯鄲之后，聽了3天匯報，就到武安縣伯延公社，現在已經5天了(即總理從3日至6日在伯延4天，因打電話已是7日凌晨3時，故稱5天)，5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隊、小隊的干部和社員群眾談了話，開了座談會，現在有下面4個問題簡要地向主席匯報一下。

1、食堂問題。大多數甚至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在內，都愿意回家做飯。我正在一個食堂搞試點，解決如何把食堂解散和如何安排好社員回家吃飯的問題。

2、社員不贊成供給制，只贊成把五保戶包下來和照顧困難戶的辦法?，F在社員正在展開討論。

3、社員群眾迫切要求恢復到高級社時評工記分的辦法，但是要有發(fā)展。辦法是：包產到小隊，以產定分，包活到組。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多勞多得的原則。因此，這個辦法勢在必行。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4、邯鄲專區(qū)旱災嚴重，看來麥子產量很低，甚至有的顆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還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恢復社員的體力和恢復畜力問題。

毛澤東當天就閱讀了周恩來報告的電話記錄，隨即批示向各省、市、自治區(qū)轉發(fā)。朱德在四省調查食堂問題

1961年3月24日，朱德積極響應中央開展調查研究的號召，不顧已是75歲的高齡，離開廣州前往四川、陜西、河南、河北省視察，公共食堂問題再次成為他這次調查的重點。

朱德對辦公共食堂一直很不贊成。

早在1959年2月，他到廣東江門調查時，就對當地的負責同志說：“農村辦公共食堂，都吃一樣的飯菜，像軍隊一樣，這有點生硬。軍隊都是年輕人，又是作戰(zhàn)部隊，可以這樣辦。社員生活如果長期這樣搞下去，就成問題了。這是一個關系到幾億人口吃飯的大問題。”

同年6月16日，朱德在聽取了中共吉林省委負責同志的匯報時，又對食堂問題發(fā)表了一些不同意見。

朱德說：

吃飯不要錢不行。要把糧食分給個人，由個人負責調劑，加點菜和薯。過去我們說食堂問題不大，是因為把糧食分到社員家里，自己掌握。一辦食堂，就會造成很大浪費。不吃大鍋飯，可以節(jié)省很多東西出口，換回來更多的鋼鐵、機器。只有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歸個人支配，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

朱德對幾個省的第一書記，更是三番五次地講這個道理。

7月9日，朱德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說：“吃大鍋飯，我一向就擔心，這么多人的家是不好當的。如果去年不刮那么一股風，不知能出口多少東西。”

7月11日，朱德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說：

“食堂若不退回去，就要改造，以自愿為原則。把糧食分到戶和節(jié)約糧食結合起來。農民是勞動者，又是私有者。去年試驗了一下，他們知道在家吃飯比在公共食堂吃飯好，可以把糧食節(jié)約起來，把豬、雞、鴨喂起來。這樣看起來是保留了私有制，但實際上對公有制是個補充。”

“這兩年我們只強調最好是消滅私有制。現在保留一點私有制，保留家庭副業(yè)，農民才愿意多生產一些東西來供應市場。”

“你不這么搞，他就不生產。去年吃大鍋飯把東西吃掉了，這是個極大的教訓。”

7月16日，朱德對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說：“參加農村食堂，還是要實行自愿原則。想回家吃飯的也要允許。對他們不要歧視，不要戴帽子。在家吃飯，有自留地，吃菜、吃薯、吃糧食的保險系數比公社包起來還大。即使食堂都垮了，也不影響公社的鞏固。讓農民自己建家和管家，老的、小的，都由他們自己管。靠公社管就下不了臺。”

“在家吃飯還可以發(fā)展副業(yè)生產，燒炕取暖也方便。成立食堂靠黨團員帶頭，退出去也要靠黨團員帶頭。”

1959年7月23日，朱德在廬山會議小組的發(fā)言中，再次申明了自己關于食堂的看法。

朱德說：“去年農業(yè)是好收成，糧食為什么還緊？主要是吃大鍋飯吃掉了。農民對私有制習慣了，分散消費可能節(jié)省一些。”

事隔兩年，當朱德去農村調查時，對食堂問題更進一步作了深入地剖析，并在5月9日寫給毛澤東的信中，專門反映了這個問題。

朱德寫道：

我在成都時，四川省委對食堂問題還沒有深入研究。就我們在農村看到的情況來說，那里的社員吃飯是“兩道煙”。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員打飯回家再加工一道，對人力物力浪費不小。

一到西安，陜西省委對食堂的反應就十分強烈了。據他們匯報，多數群眾愿意回家自己做飯，群眾說食堂有“五不好”：

1、社員吃不夠標準；2、浪費時間；3、浪費勞動力；4、下雨天吃飯不方便；5、一年到頭吃糊涂面。

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即“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會開砸了；3、把批評挨砸了；4、把臉傷砸了；5、把上級哄砸了；6、把群眾整砸了；7、把勞動力費砸了；8、把樹砍砸了；9、把牲口草燒砸了；10、把鍋打砸了；11、炊管人員把鬼日砸了。

朱德接著寫道：

河南省委在榮陽縣賈峪公社大彥灘生產隊進行了調查。

大彥灘食堂是一個較好的食堂，曾得過縣委的錦旗，公社還在這里開過幾次現場會。這次經群眾深入討論，全村36戶中，除2戶“五保戶”和2戶單身漢愿在食堂吃包飯，其他32戶都要求回家吃飯。他們認為食堂的問題是：

分散領導力量，大量占用勞動力，浪費工分，僅食堂所費工分即占生產隊包產總工分的47?3％，使勞動工分值降低，社員收入減少。

對病人、老幼和來客照顧不到。貧農朱遂山說：“在食堂吃飯確實有許多不方便，像我們老年人，有的就吃不下，有時候有點小病或來了客人就沒有辦法。小孩子不到晌午，餓得光哭，看著心里怪不好受。”

對群眾不方便。這個生產隊在山區(qū)，居住分散，道路高低不平，一到刮風下雨，吃飯就更加困難。禹縣干部反映，在食堂問題上，費了不少力，受了不少氣，挨了不少罵，作了不少難。

朱德在信中最后說：

食堂辦不好，生產隊受影響；領導還叫干，群眾有意見。

現在河南省委對食堂問題，是堅決按照群眾意見辦，即群眾要辦的堅決辦好。群眾愿意回家做飯的，將糧食發(fā)給群眾，讓群眾回家做飯。對“五保戶”和單身漢適當安置。據豫東地區(qū)調查，允許群眾回家做飯不到一個月時間，浮腫病即下降40―50％。鄧小平、鄧子恢在地方調查

1961年4月到5月上旬，鄧小平和彭真直接領導調查小組，到北京的順義和懷柔縣搞調查。

5月10日，鄧小平和彭真聯合寫信向毛澤東報告了調查的情況。指出：

要進一步全面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就需要對供給制、糧食征購、余糧分配、三包一獎、評工記分、食堂、所有制等制度加以改進，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三七開的供給制辦法，帶有平均主義性質，害處很多，干部群眾都主張取消。

關于食堂問題，他們在信中說：

食堂問題在北京近郊比較復雜，居住分散的隊不辦，常年食堂一般主張不辦。至于農忙食堂，群眾意見很不一致。

北京市各縣、區(qū)向群眾宣布：吃食堂、不吃食堂完全根據自愿；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好，都光榮；吃食堂、不吃食堂都給以便利。結果遠郊區(qū)的食堂大部分都解散了。

5月10日，毛澤東閱信后批示：此信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供參考。

廣州會議后，鄧子恢到家鄉(xiāng)福建漳州和龍巖作了一個多月調查。

1961年5月13日，鄧子恢在寫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信中說：

公共食堂是包括城鄉(xiāng)全體人民所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我一回到龍巖邊境就有許多群眾反映這個問題。當時龍巖縣委已宣傳了“六十條”，并允許某些老年人、病人、小孩多的戶回家自炊，但絕大多數農民還要在食堂吃飯。

群眾基本口糧從4月1日起，也比以前增加了一二兩到三四兩大米。但食堂實際上仍是干飯加工廠。群眾從食堂領回干飯后，不僅要在家煮菜，還要自己加煮一點糧食，如大麥、地瓜之類；有的還要把從食堂領回來的干飯和菜混在一起煮虛飯來吃。因此，群眾認為辦食堂害多利少，甚至是有害無利。

報告中，鄧子恢列舉了公共食堂有害無利的理由：

辦了食堂并未節(jié)約燃料，反而增加浪費。浪費勞力，一般100人的食堂要有六七個全半勞力為其服務，而每日三餐每戶還要一個人負責做飯炒菜，并要到食堂去領取干飯，一天來回六趟，走了許多冤枉路。人數多的食堂則更不方便。增加了社員負擔。一般食堂工作人員都由小隊計工分，影響到本隊勞動工分值降低，食堂煤炭也由社員分擔；食堂種菜勞力也是從小隊抽出的，種的菜并不好。

食堂工作人員和大小隊干部普遍多吃多占。經過他們多吃多占，社員口糧普遍比定量要減少10％以上。社員說：“大官大貪，小官小貪。”這是最為群眾所不滿意的。食堂工作人員之所以克扣社員口糧，一是每個人的口糧標準都很低，多吃多占一點，在所難免；二是食堂工作人員怕糧食損耗，要扣留一點，以免虧墊。可是，所扣糧食在月底有剩余的，并未分給社員，而是由干部私分，或作了夜餐。

食堂不僅克扣社員口糧，而且克扣其他副食品和日用品，如油、醬、鹽、魚、海帶、糖、火柴等。這些東西原由分銷店供應，社員憑證憑票購買。辦了食堂之后，取消了分銷店，改由食堂供應。商業(yè)部門把這些物品按人口發(fā)給食堂，社員參加食堂者由食堂供應，實際上克扣了很多。不在食堂吃飯的則完全不供應，群眾對此意見更多。

在調查中鄧子恢發(fā)現，辦食堂已成了妨礙農民生產和生活的最大障礙，群眾紛紛要求解散食堂，大小隊干部也贊成停辦食堂，但干部又不敢做主將食堂解散，主要的顧慮是怕犯右傾錯誤。

干部們說，鄭州會議后，各地的食堂曾經停辦過一段時間，但1959年冬的“反右傾”又把食堂恢復起來了。

這次“農業(yè)六十條”草案雖然提出了“自愿參加”的原則，但其中有一句“積極辦好”，如果現在停辦，將來上級會抓住這句話來責備。

也有的干部說，食堂是“社會主義的重要制度，如果不辦好，豈不是反社會主義嗎”

鑒于此，鄧子恢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建議：

在目前口糧緊、副食品缺少的地方，食堂應該全部停辦。當然大忙季節(jié)要辦農忙食堂，群眾也有此要求，但也應采用由各戶自己拿米到食堂蒸煮的辦法。至于單身漢和孤寡老人，平時也要辦部分人食堂，但要重新改組，不能將現有食堂這批人馬原封不動地留下，菜地也應該轉歸小隊所有，作為商品菜地。食堂賬目應該清算公布。陳云在農村調查實際問題

1961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陳云在上海青浦縣小蒸人民公社進行農村調查。

陳云有一句名言：

我們做工作，要用90％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用不到10％的時間決定政策。

陳云常說，所有正確的政策，都是根據對實際情況的分析而來的。有的同志卻反過來，天天忙于決定這個、決定那個，很少調查研究實際情況，這種工作方法必須改變。片面性總是來自忙于決定政策而不研究實際情況。

陳云的調查別具特色，非常細致，這與他長期主持經濟工作有關。他在調查中，聽取了公社黨委的匯報，就當時農村中重要的政策問題，召開了專題會，并親自到農民中間了解情況。

青浦縣原是個生活比較好的魚米之鄉(xiāng)，過去農民習慣每天吃三餐，農忙時加一餐。

陳云到一個大隊去調查時，大隊正在開飯，看到一大鍋粥。膽子大的農民便憤憤地說：“農民吃不飽飯，把大隊種的作為綠肥的紅花草都吃光了。”

這種情形看起來很讓人傷心，然而又是事實。

陳云在青浦調查之后，又到浙江、江蘇農村進行調查。

陳云在青浦調查解決的第一個問題是養(yǎng)豬問題。

早在去青浦調查之前，陳云就對養(yǎng)豬問題十分關注。1958年秋的人民公社化時期，把一切都歸了公，包括養(yǎng)豬，也完全歸了公。到1959年春時，發(fā)現豬的存欄數下降很多，只好把豬發(fā)還給農民私養(yǎng)。

1959年廬山會議之后，又把豬收了上來，這一次導致豬大量死亡。

1960年年中開始，再次把一部分豬交還給農民養(yǎng)。這次交還給農民時，提出的政策方針是“公養(yǎng)為主、私養(yǎng)為輔、公養(yǎng)私養(yǎng)并舉”，認為公社和生產大隊養(yǎng)豬場子大，喂得多，既便于改進技術，提高生產率，又可以保證較高的商品率。

然而，陳云這時一直在考慮：養(yǎng)豬以公養(yǎng)為主，私養(yǎng)為輔，只允許私人養(yǎng)很少的豬，這是不是最好的養(yǎng)豬辦法？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60年底，他專門召集一些具體部門的負責人座談。

座談會開了兩個星期，對這個問題做了細致的研究。在座談會上，陳云發(fā)言指出：“小豬剛生下來，除了喂奶以外，到什么時候該喂什么東西？長架子的時候該喂什么東西？架子長起來后，要育肥了，又該喂什么東西？一頭豬從出生到出售，一共需要多少糧食？多少精飼料？”

陳云了解到，在集體養(yǎng)豬的時候，精飼料就只好糧食；在私養(yǎng)的時候，每家每戶都有泔水，都有剩菜剩飯，只是到了架子成了，要催肥的時候，需要一些糧食。

陳云又問：“這么兩相比較，國營養(yǎng)、集體養(yǎng)和私人養(yǎng)相差的糧食是多少？”

陳云與參加座談的人一同算賬：國營養(yǎng)、集體養(yǎng)，要這么多精飼料需要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錢。搜集這么多的精飼料需要花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錢；而私養(yǎng)需要花多少。經這么一算，私養(yǎng)顯然要少得多。然后又算喂一頭豬要燒多少柴，農民私養(yǎng)燒柴，大人小孩從地里回來順便帶一點就夠了。而要大規(guī)模地集體養(yǎng)豬，就要專門供應燒柴，或者燒煤炭。從用工來說，集體養(yǎng)豬要有專門人來干，私人養(yǎng)豬就是老太太、小孩子，附帶著就干了。

陳云還算了一筆賬：私人養(yǎng)豬可以積肥，把這部分肥料賣給集體可以增加很多工分。陳云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研究，最后說，看來我們的方針應當是“私養(yǎng)為主，公養(yǎng)為輔”。

后來，陳云根據這兩個星期的調查，主持起草了關于養(yǎng)豬應以“私養(yǎng)為主，公私并舉”的文件。

當時，毛澤東看了陳云主持起草的這個文件后說：“養(yǎng)豬問題，我贊成‘公私并舉，以私為主’的方針。養(yǎng)豬今后可能會有多種形式，公有公養(yǎng)，私有私養(yǎng)，公私合養(yǎng)，公有私養(yǎng)。從豬的頭數算起，私養(yǎng)還是主要的，現在公養(yǎng)的豬還是要鞏固下來，不要又分散。人搬家三年窮，豬搬家會死的。”

1961年初，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文件，規(guī)定養(yǎng)豬方針是“私養(yǎng)為主、公私并舉”。然而，“私養(yǎng)為主、公私并舉”的養(yǎng)豬方針，主要是對公豬而言的。對母豬應當公養(yǎng)為主還是私養(yǎng)為主這個問題，當時并沒有做出明確規(guī)定。

事實上，大部分母豬還是由公社、生產大隊公養(yǎng)。

上海市明文規(guī)定，不準農民私養(yǎng)母豬。由于母豬只準公養(yǎng)，不準私養(yǎng)，不但產苗豬大大減少，而且公養(yǎng)母豬的飼養(yǎng)員遠不如農民照顧細心，產苗豬少，苗豬死亡也多。因此，解決母豬私養(yǎng)問題，成為養(yǎng)豬能否迅速發(fā)展的關鍵。

正是在這個時候，陳云來到上海青浦。他把養(yǎng)豬問題作為這次青浦調查的一個重點，專門就母豬私養(yǎng)問題開了許多座談會。

陳云依據了解到的事實，說明母豬私養(yǎng)養(yǎng)得好，產苗豬多，苗豬成活率高，無論母豬還是肉豬，私養(yǎng)比公養(yǎng)好處多。母豬不下放，就不能恢復和發(fā)展養(yǎng)豬業(yè)。他在調查的基礎上，寫了《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yǎng)》的調查報告。

在一次老農座談會上，陳云問老農：“把你們的豬沒收對，還是發(fā)還對？”

老農答：“上邊說沒收、發(fā)還都是對的。”

陳云又問：“你們現在敢不敢養(yǎng)豬？”

老農答：“還不大敢，說不定哪一天又是沒收對了。”陳云說：“沒收不對，發(fā)還才對，以后再不會沒收了。”

老農聽了喜出望外，當天這個消息就傳遍了全村。

第二天是7月1日，黨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農民幾乎家家都到別的公社搶購苗豬，掀起了一個養(yǎng)豬高潮。

陳云深有感觸地說：“我們黨犯了錯誤，必須向農民承認，否則改正了，農民還不了解我們的正確政策。”

陳云青浦調查解決的另一個問題，是青浦應當種雙季稻和小麥呢？還是應當種單季稻和蠶豆？

青浦縣地勢低洼，地下水位高，歷史上只種單季稻，不種雙季稻，小麥種得也較少?？墒窃?ldquo;大躍進”運動中，一些領導主觀地把“單改雙”作為增產的主要措施，號召農民多種小麥，多種雙季稻，并規(guī)定播種指標，搞強迫命令。

農民吃不飽飯，可公社還要逼迫他們種雙季稻。再加上這里無霜期不夠長，立秋前搶割早稻、搶種晚稻時，一晝夜彎腰干16個小時以上，所以，農民對種雙季稻意見很大。

在調查中，陳云找他認識的老農算了一筆賬，從中知道，種雙季稻比單季稻每畝多收稻谷220斤，但是，種雙季稻除了費勞動力外，還費種子、化肥等等，實際上并不能增產。

種雙季稻的各項損失加在一起，折合310斤至330斤稻谷。兩相比較，種雙季稻顯然得不償失，實際收入還要減少。

在進一步調查的基礎上，陳云指出：“作物安排必須因地制宜。歷史上長期形成的耕作習慣，不要輕易變動。”

為了全面地了解情況，陳云又到種雙季稻比較多的地區(qū)，了解到那里多種雙季稻的原因是無霜期長，人均耕地少，勞力多，肥料足，且該地是半水稻、半棉麻地區(qū)，種水稻和種棉麻可以錯開時間。

陳云由此得出結論說，種不種雙季稻，種多少，主要決定于無霜期長短，以及人口及耕地的比例等因素。

在長江三角洲的南部地區(qū)，如果耕地每人不到一畝，可以種較多的雙季稻；每人一畝半左右，就只能種少量的雙季稻；如果每人二畝半左右，則不宜種雙季稻。

青浦縣小蒸地區(qū)的土質不適宜種小麥，歷史上農民多種蠶豆，少種小麥?？h委認為，種麥子農民不能吃，而種蠶豆，農民補了口糧就收不上來了。

陳云在調查中對有關領導說：“種蠶豆吃到農民肚里，肥水不落外人田。農民吃了蠶豆，就少吃些糧食，算總賬是一樣的。蠶豆出口經濟價值很高，豆箕還可作綠肥增加土地肥力，農民當然愿意多種蠶豆。”

陳云還說：

最近幾年，由于多種小麥和雙季稻，少種蠶豆和紅花草，土地的肥力逐漸有減少趨勢。雖然由于多施化肥，使糧食的產量有些增加，但土質已不如以前那樣好。從長遠看，必須下決心把這種不合理的耕作制度迅速改變過來。

陳云青浦調查要解決的第三個問題，是給農民多少自留地的問題。

青浦縣小蒸莊在高級農業(yè)社時期有自留地700多畝，占耕地的3％。人民公社時把自留地全部歸公。

1959年春，在鄭州會議后，分了300多畝給農民作自留地，但當年秋后又歸公，自留地生產的糧食也折價歸公。

1961年3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下達后，又重新分給農民自留地726畝。

社隊干部一方面認為，多給農民分點自留地可以補充口糧，便于養(yǎng)豬積肥，使農民手里有些零用錢；另一方面又擔心這樣會不會發(fā)展資本主義。

陳云了解到這一情況后，極力主張給農民多分一些自留地。他認為農民自留地不僅不應比高級社時少，應當多一點。

針對農村干部的顧慮，陳云指出：

我國集體生產的耕地還占90％以上，決不會動搖社會主義的基礎。在當前農民口糧不足的情況下，農民最關心的不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而是“吃飯還是吃粥”。多分一點自留地，可以使農民多得一點口糧，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

調查結束后，陳云寫了《按中央規(guī)定留足自留地》的報告，列舉了讓農民多種一點自留地的好處。

8月8日，陳云寫信給鄧小平，談他在青浦縣農村的調查情況，并把3個調查報告附在后面。

陳云的這些調查報告受到中央的重視。后來的事實表明，實行母豬私養(yǎng)以后，養(yǎng)豬事業(yè)發(fā)展很快，市場上豬肉供應也明顯好轉。

陳云關于《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的主張，在當時推廣雙季稻的熱浪中，無疑是一副適合時宜的清醒劑。

中央也正是考慮到陳云關于給農民留足自留地的意見，后來才決定，分給農民的自留地可以占耕地面積的5％至7％。

這個決定，對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穩(wěn)定人心，克服當時存在的嚴重困難，產生了明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