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說：“人是最寶貴的財富。我們有幾萬留學生在國外，這是財富，要爭取他們回來。”
●華羅庚說：“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學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輩子從實以終。”
●國際水稻研究所所長斯瓦米納森說：“我們把袁隆平先生稱之為‘雜交水稻之父’，他是當之無愧的。他的成就不僅是中國的驕傲，也是世界的驕傲。”
● 科技發(fā)展
中國科大試辦少年班
1985年1月26日，教育部決定，在北大、清華、復旦、上海交大等全國12所重點高等院校開辦少年班，擴大少年班的試點。
圍繞中國的教育，中央先是恢復了高考制度，后來，中共中央又采取了許多教育改革措施，少年班、博士后是其中的典型事例。
這些措施是在摸索中不斷前進的。
早在1974年5月，物理學家李政道就提出過辦少年班的設想。當年，李政道回國訪問，通過周恩來向毛澤東建議：
可參照招收和培訓芭蕾舞演員的辦法，從全國選拔很少數，約十三四歲左右的、有培養(yǎng)條件的少年，到大學去培訓。培養(yǎng)一支少而精的基礎科學工作隊伍，從而更好地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毛澤東同意了李政道的建議，但因為多方面因素的限制，當時并沒有馬上實現。
1977年10月，江西冶金學院教師倪霖致信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方毅，舉薦江西贛州13歲的天才少年寧鉑，方毅對這封信作了批示。
11月3日，這封得到方毅親筆批示的信，直接促成幾個月后，中國科大少年班的誕生。
1978年3月，中國科大創(chuàng)建了少年班。并于3月8日，舉行了第一期少年班開學典禮。
少年班創(chuàng)辦的消息一傳出，引發(fā)海內外的廣泛矚目。對于以“神童”寧鉑為代表的少年班的出現，無疑是那個年代上演的最振奮人心的“青春勵志大片”。
少年班的創(chuàng)立，是為了探索中國優(yōu)秀人才培養(yǎng)的規(guī)律，培養(yǎng)在科學技術等領域出類拔萃的優(yōu)秀人物，推動中國教育和經濟建設事業(yè)的發(fā)展。
中國科大原副校長尹鴻鈞用“人才戰(zhàn)略”來描述了少年班成立的意義。他說：
在那樣一個科技人才嚴重斷檔的特殊年代，少年班的出現是服務于國家的人才戰(zhàn)略需求的。
1978年3月18天，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鄧小平同志在開幕式上做了重要講話，指出“在人才的問題上，要特別強調一下，必須打破常規(guī)去發(fā)現、選拔和培養(yǎng)杰出的人才”。鄧小平講的打破常規(guī)，可以說是中科大少年班的最直接寫照。
少年班主要招收尚未完成常規(guī)中學教育，但成績優(yōu)異的青少年接受大學教育。盡管少年班的出現有一定的歷史偶然，但卻是我國教育史上的一大創(chuàng)新，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教育實踐。
1978年10月，不到14歲的郭元林告別父母，踏上了開往合肥的列車。當時與郭元林一路同行的還有比他還要小兩歲的張亞勤，他們是在得知同時考上中科大少年班之后，相約結伴而行的。
1966年，張亞勤生于山西太原的一個普通教師家庭，父親讀完大學后曾分別在大學、中學任教。5歲時，父親離開了人世。從此，巨大的生存壓力便降臨到他們一家人的頭上。
張亞勤3歲識字，5歲上學。與普通孩子的死記硬背不同，他對圖像有天生的敏感。幼年時期，他就顯現出了非凡的記憶天賦。張亞勤回憶說：“我從小看什么東西都能記住，可以達到過目不忘的程度。”
1977年10月，全國到處在傳播著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中斷了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復了。
張亞勤記得，那年12月的一天，他從報紙上得知了有小神童被中國科技大學破格錄取的事情。11歲的小亞勤被這篇報道吸引住了，或許是小孩子的好勝心，又或許是這顆璀璨的童星注定要開始發(fā)光發(fā)熱，他堅定地對媽媽說：“我要上大學！”
母親不想給亞勤壓力，對他說：“你11歲上初三已經很了不起了。”
張亞勤果斷地說：“我要考中國科技大學！”
距離高考只有7個月的時候，由于長期勞累，張亞勤得了急性肝炎，不得不住院治療。但他一門心思還是想著兩個字“高考”。
母親心疼張亞勤，怕他的身體扛不住。張亞勤的回答是：“我還是應該去嘗試一下，如果不去嘗試，放棄考試等于承認失敗，等于是零分了。”
母親知道，兒子決心已定，自己無力阻止。她在為兒子擔心的同時，也感到了驕傲。遺憾的是，張亞勤以10分之差落榜了。正當他以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時，張亞勤得知了一個重新激起他信心的消息，1978年3月，中科大創(chuàng)建了首期少年班。
終于，張亞勤如愿以償考入了中科大，他還是那屆學生中唯一一個數學得滿分的人。他們來到學校，看到了好幾個和他們年紀差不多的少年。
郭元林后來回憶說：
作為第一屆少年班招生的對象，其實我在參加高考之前就已經被確定錄取了。
當時我還在上高一，因為參加數學競賽獲得了全省第二名而被華羅庚選中，提前進入大學。
頭幾屆少年班的招生，名義上雖然也需要考生參加高考，但實際不論你考多少分，進入少年班這件事早在招生老師選中你的那一刻就決定了。
從1978年開始，“戴著紅領巾的大學生”在中國出現了。郭元林和他的同學們在鋪天蓋地對第一期少年班報道的感召之下，“帶著刻苦學習、報效祖國這樣單純而崇高的感情還有高漲的求知欲望與學習沖動”，穿梭在比他們大上四五歲甚至更多的人群當中。他們成了中科大的一道風景。
郭元林因為獲得過數學競賽一等獎，在省里也是不大不小的“明星”，但當他真正進入少年班這樣的團體之后才發(fā)現，周圍的同學超過一半都是各自家鄉(xiāng)的“公眾人物”，這其中也不乏讓郭元林十分敬佩的“神童”。
對于這些平均年齡還不到14歲的大學生來講，真正的大學生活是像陀螺一般，周而復始運轉著的。早操、上課、吃飯、晚自習、按時就寢，偶爾看場電影調劑一下單調的生活，或者為某個學術定律，以“捍衛(wèi)真理”的名義和同學爭論一番。
幸運的是，因為郭元林從小就喜歡研究電路，所以二年基礎課程學完之后，他如愿選擇了自動化控制專業(yè)。不過，像他這么順利選擇到合適專業(yè)的并非所有人。據說，當時他的同學有人先后換了4次專業(yè)，依然不滿意。
1979年，少年班作過一個有趣的教學試驗。當時，28歲的朱源剛到少年班當班主任。他為了驗證少年班孩子是否真的聰明，希望通過什么方法測試一下。
79級少年班有個數學學習興趣小組，成員大都是數學競賽一等獎獲得者。有一天朱源問他們有沒有學過復變函數，學生有的學了四分之一，有的學了三分之一，最多的自學了一半多一點，而復變函數是他們一年以后的課程。
當天晚上，有個孩子跑到朱源家，問：“朱老師，你問我們這個干什么？”“我想了解一下你們超前學習的進度。”“不對，你別有用心。”
朱源笑了。原來朱源考慮的是，如果這些孩子能自學完課程，可以試著參加兩周后78級本科生復變函數的期末考試，如能拿到85分的話，就可以讓他們免修這門課程。
看到孩子們真的想試一試，朱源便跑去找教務處辦理考試手續(xù)。半個月后，5個少年班考生，有2人拿了100分，1人98分，1人87分，最少的得了64分。而在78級中科大本科生中，考100分的有十幾個，不及格的也有十幾個。
少年班創(chuàng)建伊始，中國科大就致力于探索培養(yǎng)這些特殊大學生的方式，最初幾屆少年班學生的優(yōu)異表現，堅定了中國科大繼續(xù)辦好少年班的決心。
1983年12月28日，鄧小平說：“科大少年班可以搞。”并作出了批示，要求有關領導落實。
1984年5月28日，中國科大作出了“關于辦好少年班計算機軟件專業(yè)的幾項規(guī)定”。同年9月5日，少年班正式開辦計算機軟件專業(yè)，有23名學生就讀。
科大少年班模式在1984年得到鄧小平同志的肯定后，1985年1月26日，教育部決定，在北大、清華、復旦、上海交大等12所重點高等院校開辦少年班，擴大少年班的試點。
1985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總結和吸收少年班辦學成功經驗的基礎上，針對高考成績優(yōu)異的學生，又仿照少年班模式開辦了“教學改革試點班”，簡稱試點班，又稱零零班。
兩類優(yōu)秀學生統(tǒng)一管理、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已成為一個和諧的整體，受到國家領導和國內外教育家、科學家的充分支持和肯定。1986年，中科大少年班基本形成高考初試、復試錄取的模式。
建立完善博士后制度
同少年班同樣引人關注的還有中國的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完善。
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一貫關心祖國科技教育事業(yè)和年輕人才培養(yǎng)的李政道曾兩次給中國國家領導人寫信，建議在中國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實行博士后制度。
李政道在信中強調，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必須培養(yǎng)自己的科技帶頭人。取得博士學位只是培養(yǎng)過程中的一環(huán)，青年博士必須在科研條件比較好、學術氣氛活躍的環(huán)境里再經過幾年的鍛煉，才能逐漸成熟。
因此，應在一些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中設置特殊職位，挑選一些新近獲得博士學位的人員在那里從事一個階段的博士后研究，以拓寬知識面，進一步培養(yǎng)獨立工作的能力，進一步探索、明確發(fā)展方向，使之成為具有較高水平的專業(yè)人才。
李先生的建議引起了國家領導人、有關政府部門以及科技界、教育界的重視，特別受到鄧小平的直接支持和關懷。
1984年5月，他與夫人一起拜訪了鄧小平。當時，鄧小平問，博士已經很博了，為什么還要辦博士后呢？李政道解釋說：
大學是老師教學生，考試的答案老師知道，學生按照老師的方法去答試題，做對了就畢業(yè)，獲得學士學位。
畢業(yè)后進研究生院，在碩士的基礎上，老師除了上課以外，給研究生一個研究題目，可是老師并不知道答案，讓研究生自己去按照老師指導的方向，求知一個新的結果，如果老師與同行專家評議認定研究生的結果是對的，研究生就可以畢業(yè)，老師給研究生的畢業(yè)學位叫博士。
但是真正做研究，必須讓學生學習和鍛煉如何自己找方向、找方法、找結果出來，這個鍛煉的階段就是博士后。博士后不是學位，而是一個過程。
博士后與博士不同，博士一般只是按照老師選定的博士論文課題進行研究，而博士后可以參與或承擔重大科研項目的研究，同時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專長和愛好自行選擇研究課題。
那天，李政道還向鄧小平介紹了1979年他在美國專門為中國留學生設立的中美聯合招考中國物理研究生項目的進展情況。當時，這個項目已有四屆約400位學生，按計劃還要再辦若干屆。
前四屆的學生，專業(yè)都與國家建設關系密切。這些博士將陸續(xù)回國服務，如何妥善安排他們的工作，使他們繼續(xù)發(fā)展和成長為中國需要的高級科技人才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
這個問題如果解決得成功，可以影響其他學科，也會吸引更多的學者參加祖國建設；如果處理欠妥，則會對派出人員將來學成歸國的信心受到相當影響。
李政道向鄧小平建議，為他們在國內創(chuàng)造一個回國后能夠繼續(xù)深造的環(huán)境。同時，國內畢業(yè)的研究生也需要這樣的環(huán)境。因此，可否在國內先選擇一些高等學校和研究單位設立十幾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為試點，這樣可保證人才流動，使其學有所用。將來幾百個站、幾千個站，將使全國青年學者都可以在良好的環(huán)境中深造，產生新的活力。
鄧小平對此建議表示贊賞。他說，博士后對他來說是新事物、新名詞，他第一次聽到。成千上萬的留學人員回來是很大的問題，現在對回來的人不曉得怎樣使用。設立博士后流動站是一個培養(yǎng)和使用科技人才的新方法，這個方法很好，他贊成培養(yǎng)和使用相結合，在使用中培養(yǎng)，在培養(yǎng)和使用中發(fā)現更高級的人才。
以后各行各業(yè)都可以參照這個辦法。建10個博士后流動站太少，要建立成百上千的流動站，形成培養(yǎng)和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
李政道十分了解，當時科技人員在科研條件、生活狀況及其相關的體制上均存在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他深深感到那時實行博士后制度，還必須采取得力措施，為博士后們創(chuàng)造比較好的科研和生活條件，妥善地為他們解決好科研經費、住房、編制、工資、戶口、家屬安排、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一批具體問題，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
為此，李政道向鄧小平建議由國家撥?？?，建造一批博士后公寓，專供博士后使用；建立博士后基金，資助優(yōu)秀博士后開展科研活動；建立博士后日常經費，為博士后科研、生活提供必要的費用保障。
此外，李政道還建議，博士后期間的編制不納入各單位，以避免當時重點院校和科研單位普遍超編、不能容納新人的困難；本單位培養(yǎng)的博士不能利用這項新設立的制度，進入本單位設置的同一學科的流動站；博士后在站期滿后必須離站，形成必然的流動，同時將可保證博士后公寓能為在站博士后交替使用；博士后人員及其配偶子女實行戶口隨博士后本人流動的辦法；鼓勵青年博士向國外第一流學院競爭博士后職位，允許從國外回來的博士再次到國外做博士后，以保持與科學前沿的接觸；博士后站不宜全部集中在北京、上海，在東北、西北、西南等地區(qū)也應精選一些高等學校和研究單位設站試點等等。
鄧小平對李政道的這些建議頻頻點頭表示贊同，并當即表示，
國家要撥款，看準了就要行動，主要是先定點，定了點后就撥款，明天就批，無非是蓋房子，買些必要的設備。
鄧小平責成主管領導和有關部門盡快予以落實。
1985年7月16日，鄧小平再次會見李政道。
鄧小平首先向李政道了解落實博士后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當李政道向鄧小平說，博士后每人每年日常經費僅8000元，需增加到1?2萬元比較合適時，鄧小平馬上說：“就這么定了，1?2萬元。”
李政道沒有想到鄧小平會如此爽快地決定此事，立即站起身，走到鄧小平跟前說：“我要代表這些青年的科學家謝謝您。”
鄧小平擺著手親切地說：“是我們要感謝你。他們是我們的娃娃。”
隨即，鄧小平談到了人才問題，他指出：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辦什么事情都要有人，我們現在就是缺乏人才，在好多事情上缺乏本領，各個領域都如此。
人是最寶貴的財富。我們有幾萬留學生在國外，這是財富，要爭取他們回來。我們要加強同他們的聯系。一個是搞博士后的方法，一個是特區(qū)、開放城市招聘留學生的方法。把他們吸引回來，還要想更多的方法。
在小平同志的親切關注下，流動站建議很快得以落實。不久，中國國務院就正式批準了原國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關于試辦博士后流動站的報告》。
李政道提出的建議都寫入“報告”及與其相配套的博士后政策規(guī)定文件中。
《關于試辦博士后流動站的報告》的批準，標志著獨具特色的中國博士后制度在鄧小平的親切關懷和親自決策下正式創(chuàng)立。
自中國博士后制度創(chuàng)立以來，李政道一直擔任全國博士后管理委員會的顧問。在我國博士后制度實施過程中，他始終非常關注博士后事業(yè)的發(fā)展。
中國博士后制度在中國政府和各界人士的關心支持下蓬勃發(fā)展，顯示出非凡的生命力。李政道每年都聽取博士后管委會辦公室關于博士后工作發(fā)展情況的報告，經常參加博士后管理委員會的會議，與各位委員共商中國博士后制度的發(fā)展大計。
李政道不止一次地在許多場合滿懷激情地說：
祖國21世紀在全世界的前景和地位非常光明，祖國留學生在美國許多研究生院中成績都是最好的，祖國的領導人和政府又這樣重視青年人才，這樣熱心地為青年人才服務，正如很多人所說，從前科技上大部分是猶太人的世界，將來大部分必定是中華民族的世界。
李政道多次與博士后們座談交流，常常聽他們講述科研工作和生活的情況，參加他們組織的學術會議和各項聯誼活動，聽取他們的意見。
每次座談，李政道總是給他們鼓勵，反復強調博士后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十年、二十年后，即將來的世界科技領袖相當多數將是華人，其中一部分應該就出在你們之中。
李政道經常勉勵博士后們，要十分珍惜國家在財力還不充足的情況下為博士后創(chuàng)造的條件；要發(fā)揚民族的精神，團結的精神，為實現人生的理想目標，加倍努力地工作。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經過各有關方面的共同努力，我國的博士后制度已經成為一項能夠促進人才脫穎而出、做到人盡其才和推進人才合理流動的培養(yǎng)和使用高層次人才的制度。
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無數科學家的努力下，中國的教育制度不斷改革創(chuàng)新，為中國培養(yǎng)了無數的科學人才，在教育力量的推動下，中國的科學事業(yè)不斷前進。
科研人員努力勤奮工作
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研究員陳景潤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優(yōu)秀代表，和老師華羅庚一起坐上了會議主席臺。更讓陳景潤興奮的是，鄧小平、聶榮臻專門接見了包括他在內的一些著名的科學家代表。
當陳景潤伸出雙手，握住鄧小平的手時，不善表達的他深深鞠了一躬。當時的陳景潤戴著透明的大框眼鏡，佝僂著背，身材消瘦，穿著樸素的藏藍制服，兩只干瘦的手緊緊攥著小平的手，有些局促緊張，又充滿了真誠的感激。
1978年3月27日，大會4位代表發(fā)言，陳景潤作了題為《科學有險阻苦戰(zhàn)能過關》的發(fā)言。
這一切表明，中國知識分子的春天真地到來了，中國和科技人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陳景潤原來住在中關村88號集體宿舍三樓一間6平米的鍋爐房。屋里除了一張床和一個小桌子之外，別無他物。但是，薄薄的門墻卻無法替它的主人擋住外來的風暴，白癡、寄生蟲、剝削者、修正主義苗子，無數帽子扣向陳景潤。
陳景潤把所有的玻璃窗糊上紙，躲在里面偷偷摸摸搞科研。
陳景潤用7年的時間簡化完善了他原來的關于“哥德巴赫猜想”論證，使厚厚的幾堆演算紙變成了薄薄的十幾頁。1973年，論文在《中國科學》發(fā)表，國內外數學界為之震動。
陳景潤的情況引起了中央領導鄧小平的高度重視，這位科技界最大的“后勤部長”說：
少數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樣。陳景潤是秘密搞的，這些人還有點成績。陳景潤究竟算紅專還是白專？中國有一千人就了不得。
鄧小平曾多次過問陳景潤的身體狀況，并指示有關部門解決了他生活的實際問題，改善其科研環(huán)境。
中國科學院數學所楊樂、張廣厚在1965到1977年間，在《中國科學》外文版、《數學學報》合作發(fā)表8篇論文，在整函數和亞純函數方面取得了許多創(chuàng)造性成果。
1977年2月25日，楊樂和張廣厚在世界上第一次找到了函數值分布理論中的兩個主要概念，還有虧值和奇異方向之間的有機聯系，推動了函數理論的發(fā)展，轟動了國際數學界，被稱之為“楊張定理”，其成果獲得1982年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1977年，中央決定將陳景潤從助理研究員提升為研究員，楊樂和張廣厚從實習研究員提升為副研究員。這意味著恢復職稱評定制度，是當時中國進入“科學的春天”的舉措之一。他們師兄弟3人，成為當時宣傳“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典型。
《人民文學》雜志于1978年1月發(fā)表作家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不久《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轉載了這篇文章?！度嗣袢請蟆酚谜蟀娴钠D載一篇文學作品，是建國以來從所未有的。一時間，洛陽紙貴。陳景潤，這個已過不惑之年，瘦弱多病的數學家，成為當時全國青年男女的偶像。
他們的成功，也成為他們老師華羅庚的驕傲。華羅庚是中國乃至世界上都是赫赫有名的數學家，在中國和世界上都享有很高的榮譽。他在參加完全國科學大全之后，便立即投入到中國的科學事業(yè)之中。
當時有一些人，特別是青年人受到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某些部門，急于求成，頻繁地要求報成績、評獎金等不符合科學規(guī)律的做法，導致學風敗壞，出現了一些粗制濫造，爭名奪利，任意吹噓的現象。
1978年華羅庚在中國數學會成都會議上語重心長地提出：“早發(fā)表，晚評價。”后來又進一步提出：“努力在我，評價在人。”這為當時形成良好的學術風氣起到了良好地促進作用。
1979年5月，華羅庚到西歐作了7個月的訪問，以“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門”的心愿，把自己的數學研究成果介紹給國際同行。這時的華羅庚已年逾古稀，體弱多病。為了鞭策自己，表示以最大的決心向自己的衰老作抗衡，他專門寫了一段話。
華羅庚寫道：
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學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輩子從實以終。
1981年，在淮南煤礦的一次演講中，華羅康指出：
觀棋不語非君子，互相幫助；落子有悔大丈夫，改正缺點。
意思是當你見到別人搞的東西有毛病時，一定要說，另一方面，當你發(fā)現自己搞的東西有毛病時，一定要修正。這才是“君子”與“丈夫”。
針對一些人遇到困難就退縮，缺乏堅持到底的精神，華羅庚在給金壇中學寫的條幅中寫道：
人說不到黃河心不死，我說到了黃河心更堅。
1982年11月，華羅庚第二次心肌梗塞癥發(fā)作。在醫(yī)院中仍堅持工作，他指出：“我的哲學不是生命盡量延長，而是要多做工作。”
1983年10月，華羅庚應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邀請，赴美作為期一年的講學活動。在美期間，他赴意大利里亞利特市出席第三世界科學院成立大會，并被選為院士。
1984年4月，他在華盛頓出席了美國科學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儀式，他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中國人。
1985年4月，華羅庚在全國政協(xié)六屆三次會議上，被選為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
1985年6月3日，他應日本亞洲文化交流協(xié)會邀請赴日本訪問。6月12日16時，他在東京大學數理學部講演廳向日本數學界作講演，講題是《理論數學及其應用》。17時15分講演結束，他在接受獻花的一剎那，身體突然往后一仰，倒在講壇上，20時9分宣布他因患急性心肌梗塞而逝世。
華羅庚去世后，人們?yōu)榱思o念他的成就，舉行了華羅庚奧數比賽。
華羅庚以自己的勤奮為中國的科學事業(yè)作出了巨大貢獻。有一首他自己寫的詩可以比照他為中國科學奉獻的一生。這首詩寫在他《從孫子的神氣妙算談起》這本書的扉頁上。
華羅庚寫道：
神氣妙算古名詞，師承前人沿用之。
神氣化易是坦途，易化神氣不足提。
妙算還從拙中來，愚公智叟兩分開。
埋頭苦干是第一，發(fā)白才知智叟呆。
勤能補拙是良訓，一分辛苦一分才。
在科學的春天里，無數的科學家為中國的科學事業(yè)努力拼搏，甚至為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華羅庚是倒在了自己的講臺上，蔣筑英是倒在了為中國光學事業(yè)發(fā)展的道路上。
1938年８月１日，蔣筑英出生于貴州省貴陽市一個舊職員家庭。從小就吃過很多苦的蔣筑英，始終對黨懷有深厚的感情。
全國科學大會召開以后，蔣筑英感到了黨對知識分子的極大重視，并寄予了無限的信任和希望，蔣筑英更急切地要求加入共產黨。
1979年10月，組織上派蔣筑英去西德學習。在國外學習期間，蔣筑英經常向使館的黨組織表述自己申請入黨的迫切愿望，多次與使館的共產黨員談心。
1981年10月，蔣筑英又一次向黨支部遞交了入黨申請書，表達了希望加入共產黨的迫切愿望。在他殉職的前一周，他還和他的入黨介紹人促膝長談３個多小時，表達他對黨的忠心。
1982年５月26日，蔣筑英所在的四室黨支部，根據他的多次申請和一貫表現，經過討論決定，同意他的入黨申請，他的夙愿終于如愿以償了。
這天夜里，蔣筑英懷著激動的心情，認真地填寫了《入黨志愿書》，寫下了他的信仰和誓言：
一個人的生命是短暫的，但是黨的事業(yè)是永存的。在以后的歲月里，我要做到三個第一，黨的利益第一，研究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為實現黨的各項戰(zhàn)斗任務，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直至生命。
除了對黨始終不渝的忠誠，蔣筑英還在科學上作出了巨大貢獻。
1979年，蔣筑英在西德工作半年，對非可見光領域進行了新的探索，他有了突破性的進展。
1981年，他去英國和西德驗收光學傳遞函數測定裝置和三坐標測量儀，都提前圓滿地完成了任務，受到國外專家的高度評價。
蔣筑英把生命的分分秒秒都獻給了祖國的光學事業(yè)。對此，他從不居功自傲，停步不前，目光始終盯著光學技術的高峰。正像他在業(yè)務自傳中所說的那樣：
我們這一代人肩負著繼往開來的重任，老一輩對我們寄予極大的希望，青年人需要我們去培養(yǎng)，光學領域里的許多未知的東西等著我們去探索，有多少事要我們去做??！
1979年，長春光機所學術委員會鑒于蔣筑英的科研成果和特殊貢獻，推薦他為副研究員。他知道后，婉言謝絕。
1981年底，所里分配給蔣筑英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這一夜，他的妻子高興得合不上眼，他也失眠了。對于這一家人，實在是太需要有一個像樣的住房了。
可蔣筑英卻多次找領導說，自己人口少，孩子又小，有兩間就足夠了，堅決要求把這套寬敞的房子讓給更困難的同志。
所里九室的一位同志運用蔣筑英提出的鍍膜理論，進行實際試驗，獲得成功。事后他們合寫了《攝影物鏡的光譜透過率和彩色還原特性的校正》的學術論文，受到光學界的重視。
1982年，在廈門召開的全國光學年會上受到很高評價，并點名邀請蔣筑英參加會議。然而，蔣筑英一再推說工作忙，執(zhí)意要九室的那位同志去講，他把榮譽主動讓給別人。
1982年６月13日，是星期天，晨４時他就早早地起床了。他把晚上鍋里的剩飯泡上熱水，草草地吃了一頓早餐。妻子給他拿了6個雞蛋，要他煮熟了路上吃。他煮了4個，自己拿了兩個，留下兩個給孩子早上吃。早晨５時，他穿過晨霧，匆匆地走了，走得那么急，竟連一句告別的話都沒來得及說。
14日早７時50分，他由招待所出發(fā)，換乘兩次公共汽車，之后步行兩公里多，８時50分到達南關機器廠開始工作，下午回到招待所，又同有關人員討論驗收儀器裝置的各項事宜。
可是，人們怎么能想到??！他一心撲在工作上，是忍受著病痛的巨大折磨，在為祖國的光學事業(yè)進行著最后的拼搏呀！
23時多，蔣筑英痛苦的呻吟聲驚醒了同伴。同志們急忙把他送進醫(yī)院。
蔣筑英對送他入院的同志說：“你們一夜未睡了，快回去休息吧。”
蔣筑英還對看望他的南關機器廠領導說：“謝謝你們了，快回去工作吧。”
醫(yī)生診斷他長期積勞成疾，患有化膿性膽管炎、敗血病、急性肺水腫等多種疾病。因搶救無效，于6月15日17時3分去世，終年43歲。
在科學的春天里，有太多科學家感人的事跡，他們?yōu)橹袊目茖W奉獻了一切。有中國的保爾之稱的羅健夫，也為中國的科學事業(yè)獻出了生命。
羅健夫是湖南省湘鄉(xiāng)縣人，1959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大學畢業(yè)后先后在母校及西安電子計算機技術所、驪山微電子公司工作。
羅健夫曾主持國家的空白項目，圖形發(fā)生器的攻關。他以頑強的毅力，用很短的時間就掌握了第二外語。他攻讀電子線路、自動控制、精密機械、應用數學、集成電路等多門課程。
為了攻克科學難關，羅健夫有時整日不出工作室，餓了啃塊饅頭，困了就躺在地板上打個盹。經過不懈努力，他先后研制出第一臺“圖形發(fā)生器”、“Ⅱ型圖形發(fā)生器”，為我國航天工業(yè)作出了重大貢獻，并因此在1978年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
1978年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后，羅健夫再接再厲，繼續(xù)研制Ⅲ型圖形發(fā)生器。正當他的科學事業(yè)如日中天的時候，不幸發(fā)生了。
在一次調試設備時羅健夫突然病倒了，經過醫(yī)生診斷，確診為晚期淋巴癌。
在疾病面前，羅健夫不但沒有被打倒，反而以更頑強的拼搏精神和樂觀向上的態(tài)度泰然處之。為修改Ⅲ型發(fā)生器的圖紙，他強忍病痛一頭扎進資料堆。至1981年10月，他已獨立完成Ⅲ型圖形發(fā)生器的全部電控設計。
1982年4月，羅健夫作為垂?；颊咦∵M醫(yī)院。他不要組織派人照顧，在死亡隨時都會降臨的時刻，反而經常勸慰同室病人要樹立戰(zhàn)勝疾病的信心。
然而，羅健夫最終還是沒能逃出病魔的惡爪，經醫(yī)治無效去世，年僅47歲。羅健夫的生命雖然消失了，但他的精神是永存的。
羅健夫平日酷愛閱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并以書中主人公保爾為榜樣，身體力行，忘我工作，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利害，從不表現自己，多次自動放棄評聘高級職稱和提升干部的機會，連頒發(fā)的獎金他也分文不收，被同事譽為“中國式保爾”。
1982年下半年，《工人日報》、《光明日報》及全國大小報刊連續(xù)刊登羅健夫的生平事跡，號召全國人民學習。
1983年，國務院追授羅健夫為全國勞動模范稱號。
羅健夫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
黨和人民的事業(yè)是最崇高、最有意義的，在它面前，個人的一切都顯得那么渺小！
羅健夫以自己的言行，讓我們看到一個優(yōu)秀科學家的品格，他是中國科學家的楷模。
在科學的春天里，女科學家也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中國的科學事業(yè)作出了輝煌的成績。
修瑞娟是山東青島人，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曾獲得“聯合國世界杰出女科學家”特別榮譽稱號。
修瑞娟曾在蘇聯學醫(yī)，1961年畢業(yè)回國。1981年至1983年在美國進修期間，修瑞娟發(fā)現國產山莨菪堿能夠抑制血液中粒細胞和血小板的聚集，她就提出了微循環(huán)海濤式灌注的假說。
修瑞娟是世界醫(yī)學史上第一個以中國人姓氏命名醫(yī)學理論的醫(yī)學家。
修瑞娟為了自己的科學事業(yè)，自愿到四川省簡陽縣牌坊溝工作。在四川工作期間，她不得不把女兒丟在鄉(xiāng)下請人照看，每周都在省城和鄉(xiāng)下來回奔波。
修瑞娟從未想到過自己要成為一名世界上的知名人物。她只想發(fā)現肺心病患者在生命彌留之際微血管的長度以及管徑的變化，從中發(fā)現一些規(guī)律，并找到醫(yī)治的辦法。
但這種方法做起來太難了。根據一般規(guī)律，肺心病患者發(fā)病一般在清冷的夜晚。修瑞娟遠離自己的家來到省城醫(yī)院就是為了尋找這樣的機會。
醫(yī)院里職工的住房很緊張，沒有一個地方能夠給修瑞娟支上一張床。外單位人員來到這里辦事，只能住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個招待所里。
修瑞娟每天14時開始離開招待所，去擠一輛通往省醫(yī)院的汽車。下車以后，她又急匆匆地直奔肺心病患者的病房。
修瑞娟透過顯微鏡，仔細觀察病人手指的甲皺微循環(huán)，然后測出微血管的長度和管徑的大小，最后拍下照片，寫下記錄。每一個病人的手指都要在她的顯微鏡下經過，每一個病人微循環(huán)世界的輕微變化都逃不過修瑞娟的眼睛。
修瑞娟就是這樣一秒鐘一秒鐘度過的，從下午到傍晚，從傍晚到子夜，從子夜又到黎明。當病人從沉睡中清醒的時候，當病房里有了一點生機的時候，修瑞娟這才發(fā)現太陽已經升起來了。
直到這時，修瑞娟才真的感覺有一點累，才意識到一天的工作該結束了。修瑞娟整理好東西，離開病房，下意識地走出醫(yī)院，擠上通往招待所的汽車，來到自己的住所。
這時，修瑞娟真想閉上那雙疲勞而又銳利的眼睛休息一會兒，但是，一夜的觀察結果還需要進行總結，如果有一個可疑的數據出現在記錄上，會使她異常興奮，疲勞和困倦也一掃而光。
做完了這一切，修瑞娟才倒在床上睡一會兒，算是對“再生產”的一點投資吧。她的睡眠時間很短，僅僅只有四五個小時。如果不睡覺也能工作的話，修瑞娟就永遠不會閉上她的一雙眼睛。
在病房里，修瑞娟除了進行她的課題研究以外，她什么事情都能遇到。夜深人靜，病人口渴了，修瑞娟放下手里的儀器，喂病人喝水；有的患者要大小便，修瑞娟就找來便盆，直到病人躺下重新入睡，她將便盆沖刷干凈之后，才又開始她的事業(yè)。
有時，危急病人突然發(fā)作，修瑞娟找來醫(yī)院的醫(yī)護人員，幫助他們采取急救措施之后，她搶準時機，用照相機拍攝下患者的生死關頭微循環(huán)世界的奧秘。
修瑞娟的實驗室是喧鬧的，有時又是寂靜的，死一般的寂靜。她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個夜晚是在太平間里度過的。“九死一生”是說人在經歷了重重劫難以后，大難不死。如果把它僅僅作為一個數據來理解，那么修瑞娟的“實驗室”不是“九死一生”，而“十死一生”或“二十死一生”，因為太平間里，只有她一個人是有生命的活人。
修瑞娟需要活人的數據，更需要死人的數據。肺心病患者在結束生命的一剎那以及死后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內，是修瑞娟獲取數據很重要的時機。
修瑞娟經常隨著死者從病房轉移到太平間，用顯微鏡對準死者的手指，仔細入微地記錄下血液從死者手指的甲皺完全排空時微血管的變化。蕭瑟的秋風和凜冽的寒風都會給人帶來某些凄涼和恐怖之感，更何況是在深夜，而且是在周圍布滿尸體的太平間內。
這一切，修瑞娟似乎已經習慣了，她沒有時間考慮周圍的人和她有什么本質的不同，更沒有時間去體會神話中鬼魂索命的意境，她只想著她的微循環(huán)，想著她能從微循環(huán)的世界中找到使肺心病患者起死回生的靈丹妙藥。
隨著光陰的流逝，修瑞娟的菩提樹終于結出了碩果，她完成的《肺心病患者甲皺微循環(huán)的變化》的論文，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
修瑞娟通過無數個詳實的科學數據，真實地再現了肺心病患者在發(fā)病時微循環(huán)血管的變化規(guī)律，根據這一規(guī)律，她做出大膽的判斷：肺心病患者的休克或死亡，不一定是心臟發(fā)生了問題，很可能是由于微循環(huán)出現了障礙。
修瑞娟的重大發(fā)現，不僅為中國同行們認為這是“我國醫(yī)學科學界的又一碩果”，而且得到國外專家的承認。
1982年、1983年，全美召開第二十八、二十九屆微循環(huán)會議，她應邀出席，并發(fā)表了她的研究學術論文。
1983年6月，由5位權威學者發(fā)起成立了國際微循環(huán)研究所，修瑞娟是發(fā)起人之一。
修瑞娟發(fā)現和總結的微循環(huán)血管變化的規(guī)律，被世界同行稱為“修氏理論”，并被評為“1983年世界十大科技進展之一”。
1984年，修瑞娟獲得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被榮聘為瑞典傳統(tǒng)醫(yī)學科學院院士、意大利醫(yī)學研究院院士。
許許多多科學家在中國科學的春天里，為中國的科學事業(yè)作著默默的奉獻。他們的努力奮斗，使中國的科學技術獲得了飛速發(fā)展。
農業(yè)科技飛速發(fā)展
1982年，國際水稻研究所所長斯瓦米納森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由衷地贊揚了中國的水稻專家袁隆平。
他說：
我們把袁隆平先生稱之為“雜交水稻之父”，他是當之無愧的。他的成就不僅是中國的驕傲，也是世界的驕傲。他的成就給人類帶來了福音。
全國科學大會的召開，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農業(yè)科技發(fā)展，袁隆平的水稻研究事業(yè)從此走上新的前程。他的研究，在全國科學大會上受到表彰。
袁隆平從1964年開始研究雜交水稻，為中國的農業(yè)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在研究雜交水稻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條不平凡的路。
袁隆平是江西省九江市德安縣人。是我國雜交水稻研究創(chuàng)始人，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當今中國最著名的科學家”“當代神農氏”“米神”等。
1953年,袁隆平從西南農學院農學系畢業(yè)，成為湖南省安江農校的一名普通教師。1960年，面對當時嚴重饑荒，這個30歲的年輕人熱血沸騰，立志用農業(yè)科學技術擊敗饑餓的威脅。
1960年7月，袁隆平在安江農校實習農場早稻試驗田里，偶然發(fā)現一株水稻植株與眾不同，植株高大、顆粒飽滿。通過試種，他斷定這是一株地地道道的“天然雜交稻”。
袁隆平認為，既然自然界存在著“天然雜交稻”，說明水稻和其他異花授粉作物一樣，具有雜種優(yōu)勢。他決定跳出水稻“無性雜交”學說的束縛，開始進行水稻的有性雜交試驗。
1964年7月，袁隆平頭頂烈日，在稻田里偶然發(fā)現了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他驚喜萬分。經人工授粉，這株稻子結出了數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種子。
1966年2月，袁隆平第一篇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發(fā)表，提出通過培育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復系的三系法培育雜交稻，直擊傳統(tǒng)理論禁區(qū)，引起國家科委高度重視
1970年11月23日，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找到一株雄花敗育株，發(fā)現其對野敗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袁隆平欣喜若狂，因為這給雜交稻研究帶來了新的轉機。
1972年，農業(yè)部把雜交稻列為全國重點科研項目，組成了全國范圍的攻關協(xié)作網。1973年，張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為代表的優(yōu)勢強、花粉量大、恢復度在90％以上的“恢復系”。袁隆平歷時9年的三系配套難關終于被攻克。
1973年10月，袁隆平發(fā)表了題為《利用野敗選育三系的進展》的論文，正式宣告我國秈型雜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1974年，我國第一個雜交水稻強優(yōu)組合南優(yōu)2號育成，1975年雜交水稻制種技術研制成功，從而為大面積推廣雜交水稻奠定了基礎。
從1976年開始，雜交水稻在全國大面積推廣，比常規(guī)稻平均畝增產20%左右。袁隆平和他的雜交水稻震驚了全世界，也贏得了極高的榮譽。
1976至1987年間，他培育的雜交水稻種植面積累計達到11億畝，增產稻谷1000億公斤。1979年，雜交水稻作為我國第一個農業(yè)技術專利轉讓美國。以后，他又研制出一批比現有三系雜交水稻增產5％到10％的兩系品種間雜交組合。
雜交水稻的大面積推廣應用，解決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飯問題，國際同行尊稱袁隆平為“雜交水稻之父”。1980至1981年,袁隆平赴美任國際水稻研究所技術指導。
1982年袁隆平任全國雜交水稻專家顧問組副組長。1985年提出雜交水稻育種的戰(zhàn)略設想，為雜交水稻的進一步發(fā)展指明了方向。
自1981年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成果在國內獲得建國以來第一個特等發(fā)明獎之后，從1985到1988年的短短4年內，又連續(xù)榮獲了3個國際性科學大獎。
隨著科學春天的到來，在中國的農村也出現了一批“土專家”、“種田秀才”。他們都是地地道道的農民，但卻為全國農業(yè)科技致富帶了頭。
1982年底，人民日報發(fā)表了一篇《四大王相會在北京》的文章。這四大王是當時全國科協(xié)評出的四大致富能手，他們是四川溫江的“番茄大王”張文康、四川新津的“冬瓜大王”呂璞修、山東的“作物大王”李祥苓、天津的“鴨子大王”張?zhí)炫d。
1947年張文康生于溫江涌泉鎮(zhèn)，由于父親被評成地主，隨后二三十年間他受盡歧視。小學一畢業(yè)，他就開始務農，成年后做再多的活，也只能被評為打折扣的“小工分”。當時，幾乎每年春節(jié)一過，張文康就要到處借糧。
1980年初，張文康迎來了生命中的轉折點，他所在的涌泉公社五一大隊一生產隊，決定將隊里先前幾乎荒廢的2畝3分7厘的一塊坡地，拿出來“包”給社員。
1978年后全國農村改革風起云涌，四川省內各地的“包產”做法也層出不窮，隊里當時想以“承包荒地”作為試點，為了增加隊里的收入，也為了進行試探。
這是一塊全隊公認的不能灌水下等田。當地屬于都江堰灌區(qū)，大部分土地都是能排能灌的上等田，不能灌水的一般都沒人看得起。不過，這畢竟是第一次搞承包田，雖然是旱地，還是有幾戶人家爭的。
張文康當時報價“1500元”來承包這塊地，嚇退了所有的競爭者。
當時一個工分才值一角多錢，1500元相當于隊里10多年給他分的錢，1500元在當時基本算是天文數字了。當然張文康自有他的小算盤。
張文康不是一時沖動。他已經想得很清楚，一畝地一年至少可以種三季，春季育苗子，夏季種番茄、冬瓜、海椒、茄子等，冬天種白菜、蘿卜或萵筍，一畝地一年至少可以產2萬斤蔬菜，一斤5分錢就可以賣1000元，兩畝多地完全能夠把承包費賺出來，這還不算第一季賣苗子的錢。
包下了這兩畝多旱地，可種什么好呢？張文康一時還沒想清楚。1980年春節(jié)剛過，站在龍泉驛區(qū)大面鎮(zhèn)的蔬菜種子供應基地，張文康忽然產生了一個想法，當地沒有的肯定就暢銷。
當地沒有的東西，是番茄。由于種子、土壤、技術等原因，溫江地區(qū)產出來的番茄不紅，所以一直沒人種它。張文康決定當年夏天就種番茄。
憑著“瞅冷門”這樣一個簡單的想法，張文康拿出了1?2畝地來種番茄，其余種茄子和海椒等。買回種子來，全家立即投入到緊張的勞動之中，翻地、平整、施肥、育苗，全家人忙得不亦樂乎。
經過一年起早貪黑的忙碌，當年年底，他不僅足額交納了承包費，而且還賺了500多元錢。平生以來第一次手中握有這么多屬于自家的“巨款”，張文康激動得睡不著覺。
1981年春節(jié)前，他高興地為全家每一個人買了新衣服，又花了11塊錢為自己買了人生中第一雙皮鞋。
1981年初春，當地開始了大規(guī)模“包產到戶”，張文康家又多分了4畝土地。由于鄰居們都學他開始種蔬菜，紛紛向他家求種苗，于是當年他多了一項收入，育苗。一年三季下來，不到年底，賣菜加養(yǎng)豬，他賺了6000多元。
張文康一大家子8口人，多年里一直擠住在兩間10多平方米的土坯房里。于是，花了6000多元，建起了一排好房子，除了一樓一底5間樓房，還有3間平房和一間廚房，總共9間。那是溫江地區(qū)農村第一家樓房。
1982年初，張文康被評為當地的專業(yè)戶和致富能手；1982年春，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來到他家，經過一番認真計算，得出一個結果，去年你的收入已經過萬，你現在是“萬元戶”了。
剛聽到這個頭銜，張文康真的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氐郊依?，張文康反復計算，結果真的是這樣。從此，張文康“番茄大王”的名聲也不脛而走。
1982年底，張文康被評為全國科協(xié)的致富能手，與他幾位“大王”一同到北京接受了表彰。
1983年后，他家的年收入已達五六萬元。
1983年，他當選為第六屆四川省人大代表。
1987年，他種植的茄子在全省第一次出口到日本?
同年，他還作為農村致富能手，在成都市金牛賓館受到了鄧小平的接見。
1988年，他又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還有了四川省科協(xié)常委等頭銜。
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在全國科學大會的感召下，在科學的春風里，中國的農業(yè)科技獲得了飛速發(fā)展，中國的農業(yè)水平也得到不斷的提高。
全國上下一齊努力，為中國的農業(yè)現代化而奮進。
中科院開發(fā)科技新產業(yè)
1985年春，王震西拒絕了歐、美多個實驗室的邀請，受中科院和周光召院長委托，留在國內創(chuàng)建中國科學院三環(huán)公司。
在系統(tǒng)地從事稀土合金和非晶態(tài)材料磁性研究的基礎上，王震西和同事一起，率先將世界最先進的高速氣流粉碎技術移植到釹鐵硼生產工藝中。
同時，王震西他們還解決了大規(guī)模工業(yè)生產中稀土合金的氧化、自燃、模具硬化、強磁場取向、真空保護燒結和表面防腐蝕涂層等一系列技術難題，使百噸級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釹鐵硼生產線整套設備基本國產化，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使我國能以最少的資金投入，國際上最高的投入產出比，迅速發(fā)展擴大生產規(guī)模，在短短五年內就超過了美國和歐洲，成為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燒結釹鐵硼生產國。
三環(huán)公司是中國科學院為推動科技產業(yè)化而組建的又一家公司?？萍籍a業(yè)化，是中國科學院在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后采取的新的舉措，這是同我國的改革開放發(fā)展相適應的。
1972年，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的王震西到法國進修稀土合金和非晶態(tài)磁性。這兩個研究領域的結合，在1982年至1983年成為研制第三代稀土永磁合金的新途徑。
在當時各國處于完全保密的情況下，物理所和電子所的科研人員發(fā)揮各自多年來積累的研究經驗，進行了獨立研究。他們大膽跳出傳統(tǒng)思維，進行創(chuàng)新，經過不懈努力，釹鐵硼永磁材料終于研制出來。
1983年９月，在北京科學會堂，第七屆國際稀土永磁材料討論會召開。日本著名學者金子秀夫教授在中國的講臺躊躇滿志地大聲宣布：
日本住友公司最近已研制出磁能極高達36兆高奧的第三代稀土永磁材料──釹鐵合金。
報告了這一爆炸性的消息后，金子秀夫教授仍意猶未盡。最后，他又補充了一句：“請原諒，我只能說這一句話，請諸位不要提任何問題，我也不能做任何回答。”
當然，驕傲的日本教授絕不會想到，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磁學研究室，王震西領導的課題組正在獨立地進行著釹鐵合金的研究，而且他們已經離成功只有一步之遙了。
第七屆國際稀土永磁材料討論會結束后，王震西課題組加快了研究工作的速度。當時研究室正在加固，為了搶時間，他們在電子所的一間材料倉庫里清理出一塊10多平方米的空地，利用一臺50年代國產的振動臺，一臺需要經常修理的擴散爐和千斤頂繼續(xù)他們的艱苦試制。
9月的北京，已經是寒意濃重。凜冽的北風侵人肌膚。由于所用的材料易揮發(fā)、易燃、有毒，倉庫里又沒有通風柜，所以課題組成員只好穿著大棉襖，在露天的院子里干活。遇上糟糕的天氣，大家的手都要凍僵了，只能進屋暖暖再出來接著干。
當時王震西還兼任物理所科技處的處長職務，所以他白天必須安排所里的工作，研究只有在早晚和中午到實驗室加班。
有時大家工作太緊張，會談都沒時間，只好在晚上做完實驗后邊走邊談。如果該分手了還沒談完，就干脆就站在路燈下，裹著棉大衣開“路燈會議”。開始的許多重要決定就是在這些數不清的馬路會議上孕育而成的。
就這樣大家奮斗了幾個月，經歷了無數次失敗，最終王震西和他的伙伴們終于研制成中國自己的實用型第三代稀土永磁材料，釹鐵硼磁鋼。在時間上僅比美國、日本晚3個月，而性能已經超過美國，和日本不相上下，處于當時世界領先水平。
1983年10月，第五屆全國磁學和磁性會議在江蘇省常熟舉行。中國科學院物理所和電子所聯合研究組代表王震西發(fā)言。在這次會議上，王震西公布了研制出第三代稀土永磁合金的結果。從此，中國正式成為國際上少數幾個研制出第三代稀土永磁合金的國家。
在此基礎上，中國科學院迅速大膽地轉移和推廣了這項新技術。通過組織聯合攻關，大膽改進工藝。
1984年8月，中國科學院又研制出低純度釹稀土鐵硼永磁材料，其磁性能和物理性能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這套有中國特色的工藝技術，為進一步擴大中試和大規(guī)模工業(yè)生產奠定了基礎。
釹鐵硼是一種稀土磁性材料，它在微型家用電腦、鋼鐵、石油化工催化劑、電子行業(yè)、超導研究等方面有著廣泛的用途，國際市場對它的需求量逐年上升。
新型材料釹鐵硼研制出來后，擺在王震西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開完鑒定會后繼續(xù)從事他的基礎研究；一是抓住這項新的技術工藝，迅速辦成一個產業(yè)。
1985年初，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周光召多次對物理所領導建議，希望王震西能走一條與企業(yè)相結合的路，發(fā)展中國的高科技產業(yè)。
４月，周光召親自找王震西談話。周光召希望王震西下海，要他以全新的模式把科學院的有關力量組織起來，成立新材料研究開發(fā)公司。
周光召給王震西說了自己的思路以及公司的發(fā)展走向。開始先集中開發(fā)釹鐵硼，將來要開發(fā)超導等其它重要新材料，逐步建立起高技術產業(yè)，走一條科研、生產、應用、開發(fā)、市場銷售與服務一體化的新路，以打入國際市場為目標，創(chuàng)建中國的“貝爾實驗室”。
周光召問王震西：“你覺得成功的把握有多大？”
王震西思考了一下說：“三分把握，七分風險。”
“有三分把握就干！”向一輕聲細語的周光召一字一頓的說出了這一句話。
在周光召和中科院的支持下，王震西決定跳出只有二三流科學家才下海的思想束縛，大膽地走出屬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1985年初，科學院三環(huán)新材料研究開發(fā)公司在物理所、電工所、電子所、冶金所的支持下正式組建。三環(huán)，具有雙重的象征含義。它可以指科研、生產、開發(fā)這三個環(huán)節(jié)緊密連接又互相依存，也可以指科研單位、工廠、市場這三個環(huán)節(jié)緊密連接又互相依存。三環(huán)體現了王震西辦公司的指導思想。
材料工業(yè)屬于見效慢但收效長的產業(yè)。材料工業(yè)的起步都需要一定的建設周期，它往往能促成整個產業(yè)結構的更新換代，其影響可達十數年，這些特點決定了它特有的發(fā)展規(guī)律，決定了它產生的效益慢而穩(wěn)，不會像電子、信息等產業(yè)那樣見效快。
在中國科學院的有力支援下，三環(huán)公司迅速形成百噸級的生產能力，產品當年就進入國際市場，新增產值3000萬元，創(chuàng)匯300多萬美元，成為繼美國、日本之后，國際上第三家釹鐵硼永磁材料的供應地。
公司創(chuàng)建伊始，王震西倡導大家樹立一種創(chuàng)業(yè)精神，獻身事業(yè)、開拓創(chuàng)新、埋頭苦干、不圖虛名。當時社會上一些公司發(fā)獎金都比較多，而三環(huán)公司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一分錢補貼也沒有。王震西當眾宣布：
我們是為創(chuàng)辦中國的釹鐵硼產業(yè)來辦公司的，誰要是只圖個人眼前的一點小利就請他不要到三環(huán)來。
為了爭得高速度、高效益，王震西和同伴們付出了艱苦的努力。有一次，王震西為了動員一位青年同志到公司工作，登門去請了六七次。盛夏酷暑，王震西和幾個同志卻在粵北、贛南的山區(qū)公路上顛簸，在礦區(qū)作實地調查，即使旅游景點近在咫尺，也無暇參觀。工廠的同志連續(xù)幾個月不放假也是常事，有時連國慶、元旦、春節(jié)還要加班加點。
1988年，中國釹鐵硼永磁材料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中國科學院為了擴大自己的科技產業(yè)，發(fā)揮自己的科研優(yōu)勢，還在經濟特區(qū)建設了科技工業(yè)園。
1980年8月26日，國務院批準成立深圳經濟特區(qū)。由于特區(qū)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大力引進外資，市政、經濟建設等發(fā)展迅猛，對科學技術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中國科學院發(fā)揮科研優(yōu)勢，積極為建設深圳特區(qū)服務。
建設初期，主要是廣州分院的各研究所，在城市規(guī)劃、市政建設和資源利用等方面提供咨詢服務。隨后，院屬其它地區(qū)的一些研究所也進入特區(qū)辦公司。
1984年3月25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嚴東生赴深圳與深圳市領導進行會談，簽訂了長期科技合作協(xié)議。這標志著科學院與深圳特區(qū)的合作進入全面、長期、高層次階段。10月，深圳市政府函請中國科學院承擔深圳工業(yè)園區(qū)規(guī)劃工作，科學院迅速組織專業(yè)人員進行論證。
1985年7月30日，中國科學院與深圳市人民政府合資建立的深圳科技工業(yè)園在深圳南頭奠基，這是中國最早建立的科技工業(yè)園區(qū)。它在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產業(yè)化，孵化高新技術企業(yè)等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
不到幾年，工業(yè)園內1?1平方公里土地上，就匯集許多高新技術企業(yè)，初步形成電子信息、新型材料、生物工程三大支柱產業(yè)，在國內外產生了較廣泛的影響。
中國科學院開發(fā)自己的科技產業(yè)，為中國和科技迅速轉化為效益，走向國內國際市場起到了促進作用。
中關村發(fā)展科技產業(yè)
1988年5月10日，國務院正式批準《北京市新技術產業(yè)開發(fā)試驗區(qū)暫行條例》。被稱為“18條”的諸多優(yōu)惠政策，讓中關村的發(fā)展插上了翅膀。
中關村的創(chuàng)業(yè)潮始于8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的陳春先借著科學的春天，引領了時代潮流。1979年陳春先到了美國。科技與產業(yè)結合的繁榮景象深深觸動了他，他決心把這個“嶄新的概念”引進到中國。這個概念就是將科技成果轉化成生產力。
1980年，陳春先回國。他在新成立的“北京等離子體學會”敘述自己在美國看到的一切，并當場宣布自己的計劃，成立“先進技術發(fā)展服務部”，并在第一年里就贏利3萬元。
然而，事情并不總是一帆風順的。在80年代初，科學家是幾乎沒有從事科技產業(yè)的。
1982年1月，在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的一次會議上，陳春先和自己的上級管惟炎發(fā)生第一次正面沖突。管惟炎說陳春先“不務正業(yè)，歪門邪道，腐蝕干部”，指責陳春先“搞亂人的思想，搞亂科研秩序”。
陳春先則反唇相譏：“我看不是搞亂了科研秩序，而是正在建立新的科研秩序。”于是，管惟炎毫不留情地把爭論升級，指控陳春先從未向他報告財務收支，其賬目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雙方各恃自己的立場，都不愿讓步。
然而，中央的一紙批文，卻大大改變了局面。當時有人向中央寫報告反映了這個問題，胡耀邦、胡啟立、方毅三人都作了批示。三人一致認為，陳春先的做法是完全對頭的，應予鼓勵。胡啟立的批示說：
陳春先同志帶頭開創(chuàng)新局面，可能走了一條新路子，一方面較快地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直接生產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條渠道，使科技人員為四化做貢獻，一些有貢獻的科技人員可以先富起來，打破鐵飯碗、大鍋飯。
批示還責成科技領導小組拿出具體的方針政策來。中央領導對這件事情的大力支持，引起了巨大反響。
中科院和海淀區(qū)政府，開始對中關村地區(qū)給予全力支持。緊接著，四海、科海、信通、聯想等11家企業(yè)出現了。陳春先出人意料地反敗為勝，對自己這個本來難以為繼的“服務部”進行擴張。他們?yōu)樽约浩鹆藗€新名字，叫“北京市華夏新技術開發(fā)研究所”。
“華夏”1983年4月15日宣告成立。在政府的批準文件還沒下來，便按捺不住，提前誕生了。“服務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紀世瀛說：
中國最大的科學金字塔開始破裂了。
無論對中關村還是對整個中國來說，這都是一個顛覆性的事件。1983年，陳慶振創(chuàng)立科海，這個以科技轉化推廣為主要業(yè)務的公司，不僅開創(chuàng)了中國孵化器行業(yè)的先河，還在中關村引起了一股“技工貿”熱潮。
陳春先不再孤軍奮戰(zhàn)，因為在他身后已出現一大群狂熱的義無反顧的人。他們將和他匯合成一股力量，把一根又一根楔子打進金字塔的裂縫。此時，陳春先等人還提出：
不要國家編制、不要國家投資，要自籌資金、自愿組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陳慶振借著他科學院科技處科技檔案管理員的便利，到處呼吁技術專家到工廠兜售自己的發(fā)明。中國第一代計算機工程師王洪德，干脆在中科院計算所的一次會上公然宣布：
我決定，從明天起離開計算所。最好是領導同意我被聘請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調走！調走不行，辭職走！辭職不行的話，那你們就開除我吧！
1983年5月13日上午，陳春先召開“華夏”成立之后的第二次理事會議，決心說服他的技術人員轉向“微型電腦和智能系統(tǒng)”更高的技術領域。
1984年已經開始，陳春先、陳慶振、王洪德他們逐漸理解，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自己手里有什么，而是外面的世界需要什么。
在改造北京大學計算機房中，王洪德從中一下子賺了19萬元，這讓他們這些新時代的領軍人物更堅定了市場信念。所以在看到電子計算機的光明前景后，王洪德、陳慶振和陳春先，還有更多的人，全都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其中。
于是，真正的商業(yè)運動就在白頤路上發(fā)動起來了。就在白頤路的商業(yè)體系發(fā)生變化時，處于覺醒中的中國市場也在迅速改變。
最重要的改變來自20世紀的一項偉大發(fā)明，計算機。1984年1月，國務院計劃委員會訂購了50臺“長城0520”。“長城0520”是我們國家生產的第一臺微機。中央的行動，給中國的科技產業(yè)以極大鼓勵。
1984年春天，國家科委開了一次會，研究“世界新技術革命與我國對策”。中央政府試圖在自己的經濟戰(zhàn)略中注入世界科技的最新動向。黨的領導人也開始采取一些象征性的但卻是實實在在的行動，讓高新技術在普通百姓眼里不再遙不可及。
1984年2月，鄧小平在上海的一個科技展覽會上摸著一個表演計算機的孩子的頭說：
計算機要從娃娃抓起。
這句話后來在全國廣泛傳播，再經口口相傳，整個國家已無人不知，這大大增加了民眾對電腦的熱情。
1984年4月第二周，科學家谷羽聯合中國科學院的幾位學者，向中南海呈遞了一封信，信中建議說：
利用現有的智力資源，組成科研－開發(fā)－生產聯合的基地。
在指出中關村蘊藏著一大批科學家和大學生之后，這封信接著說，這里“人才濟濟，但沒有生氣，單位近在咫尺，卻如遠在天涯，潛力很大，但沒有開發(fā)”。
當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把這封信轉給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宦鄉(xiāng)，要他談談看法。宦鄉(xiāng)是個兼有官員和學者雙重身份的人，當時正好在美國訪問。
像陳春先一樣，宦鄉(xiāng)也被美國的硅谷感染了。4月26日午夜，宦鄉(xiāng)回到北京，看到了谷羽的信以及來自中南海的指示后，他進行了長達一周的思考。
1984年5月4日，宦鄉(xiāng)給胡啟立寫了一封信。他說科學家們說出了一個“令人痛心的事實”，他們的建議“都是值得重視的”。未來撰寫中國科技史的學者們，是不該忘記這封信的。宦鄉(xiāng)不僅維護了學者的意見，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提出在中關村建立一個“科學城”的設想。
1984年4月29日，華夏創(chuàng)辦的《新興產業(yè)與科技擴散》出版了它的“試刊第一號”。當時印數只有100份，免費贈送。編者聲稱，“這是中國民間創(chuàng)辦的第一份刊物”。它謳歌中關村里那些出走的科技人員，說他們創(chuàng)辦的企業(yè)是“燦爛的科技之花，必將結出豐碩的經濟之果”。
1984年5月，當時的計委主任宋平關于研究探討在中關村建立一個把大學研究所和工業(yè)部門結合起來的開發(fā)中心的批示，提出了產學研的結合問題。
1984年9月11日，《北京日報》發(fā)表了任稚犀的文章，題目就叫做《開創(chuàng)中國式硅谷的探索》。文中寫道：
堅冰已經打破，道路已經開通。
靠科技起飛，開創(chuàng)中國式的硅谷。
這是中關村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就是在這時候白頤路完成向“電子一條街”的轉變。1986年6月，國家科委全國高新技術開發(fā)區(qū)研究課題組成立。一年后，《北京中關村建立高技術開發(fā)區(qū)的調查與研究報告》完成。
中央辦公廳調研室牽頭的聯合領導小組，對中關村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調查。明確提出，以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為基礎，設立高新技術開發(fā)區(qū)，采取國家不撥款，但是提供政策環(huán)境支持的建議。
1985年3月13日，中央發(fā)布了《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允許集體和個人建立科研機構，更大地推動了中關村的發(fā)展。
1986年11月，中科院提出了“一院兩制”的概念。一部分人繼續(xù)搞研究，一部分人出來辦科技企業(yè)，把科技成果轉化成生產力，發(fā)展成產業(yè)。第二年，中科院所屬院所建立的企業(yè)達到148家，占到“電子一條街”企業(yè)總數的1/3，從業(yè)人員占了50%以上。
1986年11月18日，中央正式公布中國的“863計劃”。中國在科技產業(yè)化道路上又前進了一步。
1988年3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中科院“一院兩制”全文。對“四自”給予極大肯定，對中央領導的批示采用編者按的形式公布。國家科委、北京市政府聯合提出建立新舊產業(yè)開發(fā)區(qū)的報告。
1988年5月10日，國務院正式批準《北京市新技術產業(yè)開發(fā)試驗區(qū)暫行條例》。被稱為“18條”的諸多優(yōu)惠政策，讓中關村的發(fā)展插上了翅膀。
譜寫航天科技新篇章
1979年1月，鄧小平訪問美國。在訪美期間，鄧小平就中美科技合作問題與美國領導人進行了會談。最后，中美雙方簽訂了《中美科技合作協(xié)議》。
從美國引進遙感衛(wèi)星地面站是雙方科技合作項目之一。這個項目具體由中國科學院負責，總投資1000萬美元。
20世紀70年代，衛(wèi)星遙感技術開始在國際上發(fā)展起來。遙感衛(wèi)星地面站是這一科技的基礎設施，它的任務是跟蹤資源衛(wèi)星，并接收資源衛(wèi)星傳回的信息，同時對這些信息進行處理，使信息轉化為人們可以讀取的圖象、數據。
衛(wèi)星遙感科技具有宏觀性、重復性和分光譜段提取信息等特點，在國民經濟的許多領域有廣泛的用途。中國從1978年起，利用航空遙感技術開展了多次資源調查，但總體上與世界先進水平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當時中美科技合作還處于初創(chuàng)階段，美國對華出口許可政策十分嚴格，向中國開放高技術的商務實施條例尚未形成。中美兩國政府通過多種渠道，為中國引進地面站積極尋找合理解決的途徑。
1980年，中國科學院與美國國家宇航局在北京簽署諒解備忘錄，為地面站的引進工作鋪平了道路。
1982年12月，中國科學院與美國STX公司簽訂商務合同，委托該公司承擔該系統(tǒng)的主要研制工作。在1985年底，整個系統(tǒng)從美國陸續(xù)運抵中國北京。
這座地球資源遙感衛(wèi)星地面站包括微波信號跟蹤接收、數字圖象處理和照相處理三部分，其主要任務是接收、處理、分發(fā)、儲存地球資源遙感衛(wèi)星數據。
1986年5月底，經過中美專家的通力合作，衛(wèi)星地面站全部安裝完畢并投入試運行。試運行期間，衛(wèi)星地面站接收了以北京為中心、半徑為2400公里、來自地球705公里高空的美國地球資源圖象衛(wèi)星傳來的信息。信息由300多幅圖象和數據組成，圖象分辨率為30米。
12月中旬，衛(wèi)星地面站接收轉化了近千張圖象，為國內外用戶在資源勘探、國土普查、環(huán)境監(jiān)測及農業(yè)等方面提供試用，均得到滿意的效果。
中國科學院組織的鑒定專家組認定，該站的各項主要技術指標達到或超過了原設計要求，圖像產品質量已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在引進美國衛(wèi)星高科技的同時，中國也在獨立進行著自己的人造衛(wèi)星研制開發(fā)。中國科學院為中國的人造衛(wèi)星事業(yè)作出了巨大貢獻。
1982年10月，中國進行了潛艇水下發(fā)射運載火箭試驗，中國科學院有十幾個單位承擔了研制任務，為試驗成功作出了貢獻。
1984年4月8日，中國成功地發(fā)射一顆試驗通信衛(wèi)星。這顆衛(wèi)星定位于東經125度赤道上空，可以進行廣播、電視、電話、電報、傳真等各種模擬和數字通信。
這是中國的第一顆同步通信衛(wèi)星，中國成為繼美國、蘇聯、歐洲空間組織和日本之后，利用運載火箭發(fā)射同步衛(wèi)星獲得成功的國家。
在這項工程中，中國科學院近30個單位承擔了40多項研制任務?？茖W院長春光機所研制了3臺紅外電視電影經緯儀，科學院電子所研制了7項微波器件，空間物理所研制的4種星上探測儀器，上海有機所和上海硅酸鹽所研制的有機、無機溫控涂層，長春光機所研制的高精度高速齒輪，蘭州化物所為高速齒輪提供了特種潤滑材料。這些研制任務為中國的第一顆同步通信衛(wèi)星的發(fā)射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1984年11月7日，中國科學院發(fā)出通報，決定撥出30萬元獎金，對參與水下發(fā)射試驗任務和發(fā)射通信衛(wèi)星這兩項工程的有功人員進行一次性獎勵，并給予40多位作出特殊貢獻的人員提升一級工資。
中國通過獨立研發(fā)和引進外國先進科技，大大促進了中國的衛(wèi)星航天事業(yè)。
因此，全國科學大會為中國的航天科技發(fā)展揭開了新的篇章。
本書主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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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國五十年珍貴檔案》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檔案出版社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彭明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科學的春天》方新等編著科學出版社
《鄧小平與中國科學院》路甬祥主編江西教育出版社
《胡喬木》葉永烈著廣西人民出版社
《中南海三代領導集體與共和國科教實錄》岳慶平等編中國經濟出版社
《中南海三代領導集體與共和國經濟實錄》王瑞璞等編中國經濟出版社
《改革開放四次大爭論親歷記：交鋒三十年》馬立誠著江蘇人民出版社
《郭沫若的著名講話〈科學的春天〉誕生記》錢江著《黨史博覽》2003年第6期
《改革以前的中國共產黨與自然科學基礎理論研究》劉倉著《當代中國史研究》2006年第5期
《追憶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吳明瑜著《財經》雜志200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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